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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离娄(上)注释与说解①
作者:赵宗来  来源:文学院  发布时间:2014年7月8日  点击次数:1114

离娄章

    孟子曰:“离娄之明(1),公输子之巧(2),不以规矩(3),不能成方员(4)。师旷之聪(5),不以六律(6),不能正五音(7))。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8),不可法于后世者(9),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10),徒法不能以自行(11)。《诗》云(12):‘不愆不忘(13),率由旧章(14)。’遵先王之法而过者(15),未之有也(16)。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17)。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18),而仁覆天下矣(19)。故曰:为高必因丘陵(20),为下必因川泽(21)。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22)。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23)。上无道揆也(24),下无法守也(25);朝不信道(26),工不信度(27);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28)。故曰:城郭不完(29),兵甲不多(30),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31),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32),丧无日矣(33)。《诗》曰(34):‘天之方蹶(35),无然泄泄(36)。’泄泄犹沓沓也(37)。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38),陈善闭邪谓之敬(39),吾君不能谓之贼(40)。”

注释:

1)离娄:人名,亦称离朱,黄帝轩辕氏时代的人,能看清百步之外看清秋毫之末。(2)公输子:人名,亦称公输班、鲁班,战国时期鲁国的能工巧匠。(3)以:凭借。规矩:圆规和矩尺,是画圆的工具和测方的工具。(4)方员:即“方圆”。(5)师旷(kuang4):人名,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精通音乐之道。(6)六律:用竹子做成的一种用来衡量五音高低标准的工具,阴阳各六个,其中,黄钟、太蔟(cou4)、姑洗、蕤(rui2)宾、夷则、无射(yi4)六个为阳;大吕、夹(jia1)钟、仲吕、林钟、南吕、应(ying4)钟六个为阴。(7)五音:指五音:宫、商、角、徵(zhi3)、羽。(8)仁心:爱人之心。仁闻:仁德之名传扬于外。被(pi1)其泽:广泛得到恩泽。(9)法于后世:被后世所效法。(10)徒善:只有善心而没有善政。为(wei2)政:使政令得以施行。(11)徒法:只有善政而没有善心。自行:此指善法不会自我施行。(12)诗:此指《诗经·大雅·假乐》。(13)愆(qian1):过错。(14)率(shuai4)由:遵循。旧章:指先王的典章法度。(16)过:过错。(16)未之有:即“未有之”,没有这样的事情。(17)以为(wei2):用来规划和确定。胜(sheng1)用:用尽。(18)不忍人之政:爱人而不害人之善政。(19)仁:此指仁政的恩泽。覆:遍布。(20)为(wei2)高:追求更高。因:凭借,借助。(21)为下:追求更低下。川泽:河流和湖泊。(22)是以:因此。惟:只有。(23)播:散播。其恶(e4):他的邪恶。(24)道:道义。揆(kui2):法度。(25)法守:以法自守。(26)朝(chao2):朝廷。(27)工:此指办事的官吏。度:法度,规矩。(28)幸:侥幸,偶然。(29)城郭:此指城邑的城墙。城墙所围住的地方叫做城,城墙以外、郊区以内的地方叫做郭。完:完全。(30)兵甲:兵器和铠甲。(31)辟(pi4):开垦、播种。(32)贼民:成为盗贼的百姓。兴(xing1):产生。(33)丧(sang4):灭亡。无日:没有多久。(34)诗:此指《诗经·大雅·板》。(35)方:将要。蹶(gui4):颠覆。无:通“毋”,不要。(36)泄(yi4)泄:快乐享受的样子。(37)犹:犹如,好比。沓(ta4)沓:做事懈怠。(38)责难(nan2)君:以难以达到的高度要求勉励君主。恭:进献诚心。(39)陈:陈述。闭:防范。敬:谨慎而不苟且。(40)吾君不能:指臣子说君主没有能力行善政。贼:指害其君主。

译文:

    孟子说:“离娄能够明察秋毫,公输子能够擅长技巧,但是,如果没有圆规和矩尺,也没有能力使方形和圆形符合标准。师旷有超凡的听觉能力,但是,如果不凭借六律,也没有办法调正五音。尧舜有王道,但是,如果不凭借仁政,也没有能力使天下太平安定。如今,有爱人之心,有仁德之名,但是,百姓却不能广泛得到恩泽,不能成为被后世所效法的典范,是因为不遵循先王的大道。所以说:只有善心而没有善政,不足以使政令得以施行;只有善政而没有善心,不足以使善法自我施行。《诗经》中说:‘欲无过错和遗忘,须遵先王之典章。’能够遵循先王的法度却会有过错,这是没有过的事情。圣人在竭尽视觉观察之力(仰观天文而俯察地理、远观诸物而近取诸身)以后,接着指定下了规矩准绳,凭借这些来达到方圆平直都是用之不尽的。在竭尽听觉之力(倾听天地自然之声)以后,又制订了六律,凭借它来调正五音就用之不尽了。在竭尽本心和思考(尽心尽性、通达道义)以后,又施行了爱人而不害人的政令,从而使仁政的恩泽可以遍布天下了。所以说:要追求更高就一定要借助于丘陵,要追求更低就一定要借助于河流和湖泊。要施行仁政却不借助于先王之道,可以算是智慧吗?因此,只有仁德的人在高位之上。如果不仁德的人在高位之上,这就是散播给的邪恶给众人。上面没有道义和法度,下面没有以法度自守;朝廷不遵信道义,官吏不遵信法度;君子舍弃礼义,小人不惧刑罚,那么,国家能够还存在只能是侥幸。所以说,城邑的城墙不完善,兵器和铠甲不够多,不算是国家的灾难。如果田野没有开垦播种好,国家残酷之中缺少货物钱财,不算是国家的大害。如果国家上层没有礼义,下层没有学问,做盗贼的百姓产生,那么,国家的灭亡之日就不会太久了。《诗经》中说:‘上天将要灭周室,众臣切莫求奢侈。’诗中所说的奢侈,就好比说是做事懈怠。臣子在君主之下做事却不知守礼义,一进一退不知遵礼制,一说话就非议先王之道的人,跟做事懈怠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说:以难以达到的高度勉励君主是进献诚心的表现,陈述善言而防范邪恶是谨慎不苟的表现,说自己的君主没有能力施行善政则是在害其君主。”

朱注: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离娄,古之明目者。公输子,名班,鲁之巧人也。规,所以为员之器也。矩,所以为方之器也。师旷,晋之乐师,知音者也。六律,截竹为筩,阴阳各六,以节五音之上下。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阳;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为阴也。五音:宫、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无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闻,去声。仁心,爱人之心也。仁闻者,有爱人之声闻于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齐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谓有仁心。梁武帝终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面为牺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谓有仁闻。然而宣王之时,齐国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乱。其故何哉,有仁心仁闻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犹空也。有其心,无其政,是谓徒善;有其政,无其心,是为徒法。程子尝言:“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读法、平价,皆不可阙。”而又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谓此也。)

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诗大雅假乐之篇。愆,过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过差不遗忘者,以其循用旧典故也。)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胜,平声。准,所以为平。绳,所以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圣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犹以为未足以遍天下,及后世,故制为法度以继续之,则其用不穷,而仁之所被者广矣。)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丘陵本高,川泽本下,为高下者因之,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邹氏曰:“自章首至此,论以仁心仁闻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仁者,有仁心仁闻而能扩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恶于众,谓贻患于下也。)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祸也。道,义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谓以义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谓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无道揆,故下无法守。无道揆,则朝不信道而君子犯义;无法守,则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国必亡;其不亡者侥幸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辟,与辟同。丧,去声。上不知礼,则无以教民;下不知学,则易与为乱。邹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责其君。”)

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

(蹶,居卫反。泄,弋制反。诗大雅板之篇。蹶,颠覆之意。泄泄,怠缓悦从之貌。言天欲颠覆周室,群臣无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犹沓沓也。

(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盖孟子时人语如此。)

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

(非,诋毁也。)

故曰:责难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范氏曰:“人臣以难事责君,使其君为尧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开陈善道以禁闭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于有过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谓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贼害其君之甚也。”邹氏曰:“自诗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责其臣。”邹氏曰:“此章言为治者,当有仁心仁闻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当各任其责也。”)

说解:

为什么此篇以《离娄》作为标题?为什么以此章为首?因为第一和第二篇可谓是全书的总纲,从第三篇到第六篇侧重于阐述仁心是王道的前提,从本篇开始则侧重于推行王道的规矩。《庄子》之中说,离娄(离朱)有超凡的视觉能力,可以看清百步之外的秋毫之末,如果不凭借五色及形状,也无法做到。公输子虽然是能工巧匠,被后世的木匠尊为祖师,但是,如果他不凭借规矩,也无法确定做出的器具是否符合方圆的标准。师旷辨别五音的能力超凡出众,但是,如果他不凭借六律作为标准,也无法说清音色是否标准。尧舜施行王道,成为圣王,如果没有仁政,王道就无法落实,仁政也就是王道的法度、标准、规矩、措施。因此,任何目标的达成,都需要有标准和措施。此篇所强调的就是标准和措施的重要性。

孟子指出,当时不是没有有爱人之心的君主,如齐宣王对一头牛无辜被杀死而感到不忍心,所以下令用一只羊代替,不能说没有仁心,但是,齐宣王之时,没有使齐国百姓安宁;也不是没有有爱人之名的君主,如梁武帝一整天只吃一次饭,而且是吃蔬菜和素食,就连宗庙之中的祭祀都是用面粉做成动物的形体作为牺牲,但是,当时却使江南大乱。像齐宣王、梁武帝这样的君主,却不能使百姓得到实际的恩泽,无法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不遵奉先王之道而行,却往往自以为是、自作主张。孟子得出结论说:只有善心却没有善政,其政治不足以达到国治天下平;只有善政却没有善心,善政不会自己去落实自己。

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就是说,君主有仁心,然后能自正正人,再进而遵循先王之法度,才能使国治天下平;先王的法度,必须凭借有仁心的君主才能落到实处。《孟子》的前几篇已经强调了仁心的重要性,这里所强调的是法度的重要性,所以,孟子引用《诗经》中的话,告诉人们说,要想在政令上没有过错、没有遗漏之处,就应该遵循先王的典范和法度;如果能遵循先王的典范和法度,结果却在政令上有过错,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离娄、公输子、师旷都不是不用自己既有的才能,离娄将自己既有的视觉能力竭尽全力地发挥了出来,公输子将自己既有的才能竭尽全力地发挥了出来,师旷也将自己既有的听觉能力竭尽全力地发挥了出来,但是,他们还要凭借五色的标准、规矩、六律,然后,使他们的能力落实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之中。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身,近取诸物,可谓“竭目力”;圣人听取天地万物自然之声,可谓“竭耳力”;圣人尽心尽性、通达道义,可谓“竭心思”。这种“竭目力”、“竭耳力”、“竭心思”,其实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相一致。惟有像离娄、公输子、师旷这样的人,才能定五色标准、方圆平直标准、六律标准,有了这样的标准,然后可以使他人、后人知道应该怎么做。惟有修身已成的圣人,才能确定道义的标准、仁政的法度,然后可以使天下君主知道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圣人“既竭心思,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圣人既然已经为天下君主确立了道义的标准、仁政的法度,那么,天下的君主能够遵奉,就好比是要想把房屋建得更高一些需要凭借丘陵,要想把房屋建得更低一些需要凭借河流湖泊。要想使政治达到王道,却不遵循圣人确立的道义标准、仁政法度,目力不如离娄、技巧不如公输子、耳力不如师旷、心思不如圣人,却凭借一己的所谓聪明,自以为是、自作主张,难道算是有智慧吗?古今中外漫长的历史之中悲剧不断重演的事实,难道不正证明了这个道理吗?

惟有有仁心的人,才能行王道仁政;惟有有仁心的人,才不忍心历史悲剧的不断重演、不忍心生灵涂炭。所以说“惟仁者宜在高位”。如果是没有仁心的人处在高位之上,即使有仁政也会成为沽名钓誉、收买人心、迫害贤者、拉帮结派而贪求个人私欲的假仁假义,使其邪恶传播得更广,使更多的人深受其害,所以说“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这也就是说,王道仁政必须要由有仁心的人来落实执行,所以,先王之道强调“任贤”、“贤贤”,《中庸》中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如果在上位的人不顾道义,不遵法度,也就不能自正,又怎么能够正人?在下位的人不能以法度自守,他们自己都会徇私枉法,又怎么能本着爱民之心去执法?朝廷不能相信道义,当然也就不能遵奉道义,那么,所制订的政令也就难以不违背道义了。官吏不相信法度,也就不能遵循法度,那么,政事必然混乱不堪。君子不遵循礼义,君臣之礼必然荒废,那么,一定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的现象。小人不顾刑罚,铤而走险之事必然不断发生,那么,天下必然大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还能存在,只能是侥幸,只能是偶然。其实,在此情况下,国家不亡是不可能的,所不同的也只能是早晚的事。孟子没有把话说绝而已。遵奉先王之道,也就不能出现这种情况。

不知先王之道的君主,常常把治国的重点放在军事力量的强大和财富利益的富有上,却不重视道德礼义。对此,孟子明确指出,城池修得不完备,兵器铠甲不充足,这不算是国家的灾难;田野未能开垦种植,国库的财物不够充足,这不算是国家的祸害。灾难由内而生,祸害由外而来。国家的灾难与祸害是什么呢?孟子指出,在上位者无礼义,在下位者无学识,这才是国家的灾难和祸害。城池以及兵器铠甲都是为战争而用的,如果君主不得民心,本国都难以保住,又如何抵御外来侵略呢?如果君主遵奉先王之道,使在上位者有礼义,在下位的守礼义,那么,才能使“近者悦,远者来”,即使有外来侵略,也可以上下齐心协力,共同赶走侵略者。天下那些有先王之道而不遵的君主,已经有太多的前车之鉴了。

上面的话,是孟子对君主而言的,可谓君主治国平天下的准则。然后,孟子引用《诗经》之言,既是对君主的告诫,又指出了臣子的责任。孟子所引的诗句是《大雅·板》,此诗是凡伯讽刺周厉王的。周厉王为什么谥为“厉”?因为他“杀戮无辜”。君主杀戮无辜,意味着上天将要颠覆周朝,夺去当初由文王所接受的天命,所以说“天之方蹶”。然而,不是上天要有意颠覆周朝,而是因为周厉王杀戮无辜,违背了道义和法度,舍弃了先王之道。“天之方蹶”,意味着上天即将颠覆周朝但尚未颠覆,在此君主杀戮无辜的情况下,臣子应当“无然泄泄”——不要如此奢侈懈怠。要使国治天下平,当然首先在君主有仁心且行仁政,但是,也要臣子能以道辅君。《孝经·卿大夫章》中说:“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如果臣子不能遵奉先王之道,则“事君无义,进退无礼”,即使臣子没有追求奢侈享受,也是懈怠其位、不忠不孝之举。

臣子应该怎么做?首先,以先王之道“责难君”。天下君主没有不能遵奉先王之道而达尧舜之治的,所以,对君主来说,遵奉先王之道不是多么困难的事。可是,天下君主最终能够达到尧舜之治的却非常少,那是因为君主自认为遵奉先王之道是困难之事,是因为君主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甚至是昏庸荒淫。忠贤之臣,尽心尽力以先王之道引导、辅佐君主,使君主能达到尧舜之治,这才是“尊君”。其次,臣子君主陈述善道仁政,节制君主的私欲,避免君主的邪心作祟。如果君主不知善道仁政,臣子有责任陈述于君主;如果君主有私欲邪心,臣子为了避免使君主陷于过错境地而加以劝谏。只有这样才是“敬君”。再次,臣子如果认为自己的君主没有能力施行王道仁政,那是在害君。天下君主,没有不能遵奉先王之道而行仁政的,只是是否想要遵奉的问题。臣子认定君主不能遵奉先王之道,则必然会把君主引向不仁不义的偏邪之道,其结果必然是害君、祸国、殃民。

 

规矩章

    孟子曰:“规矩(1),方员之至也(2)。圣人,人伦之至也(3)。欲为君(4),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5)。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6),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7)。孔子曰:‘道二(8),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9),则身弒国亡(10),不甚,则身危国削(11),名之曰‘幽’、‘厉’(12),虽孝子慈孙(13),百世不能改也(14)。《诗》云(15):‘殷鉴不远(16),在夏后之世(17)。’此之谓也(18)。”

注释:

    1)规矩(ju3):圆规和矩尺,是画圆的工具和测方的工具。(2)方员:即“方圆”。至:极,最高标准。(3)人伦:人的伦常,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还有仁、义、礼、智、信五常。(4)欲:要。为(wei2)君:做一个好的君主。(5)二者:指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法:效法。而已:罢了。(6)以:依据。所以:用来。事尧:作为尧的臣子而做事。(7)贼:害。(8)道二:道路有两条。(9)暴:残暴地对待。甚:严重。(10)则:就。身:自身。弑(shi4):被在下位或后辈杀死。(11)削(xue1):被削弱。(12)幽、厉:此指周幽王、周厉王的谥号,都是恶谥,前者为暗,后者为虐。根据《谥法考》,壅遏不通曰幽(弱损不凌);蚤孤铺位曰幽(铺位即位而卒);动祭乱常曰幽(易神之班)。杀戮无辜曰厉。(13)虽:即使。(14)百世:每三十年为一世,百世即三千年。(15)诗:此指《诗经·大雅·荡》。(16)殷鉴:殷商的前车之鉴。鉴,镜子。(17)夏后:夏朝君主,此指夏桀的灭亡。(18)此之谓:即“谓此”,意为“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译文:

孟子说:“圆规和矩尺,是测画方圆的最高标准;圣人,是人之伦常的最高标准。想要做一个好的君主,就要遵循君主之道;要做一个好的臣子,就要遵循臣子之道。无论是为君之道,还是为臣之道,两者都效法尧舜就是了。如果不依据舜作为帝尧之臣做事那样去在君下做事,那就不能算是敬其君主;如果不依据帝尧用来治民的做法那样去治民,那就是伤害其庶民。孔子说:‘治国之道有两条,不过是仁道和不仁之道罢了。’用残暴的政令去对待他的庶民一旦到了严重的程度,就会使自身被下级、晚辈所杀,使国家因此而被灭亡;如果还没有到严重的程度,就会使自身处于危险之中,使国家遭到削弱。(这样的君主)一旦其谥号被确定为表示昏暗的‘幽’字,或表示暴虐的‘厉’字,那么,即使后代有孝顺之子、仁慈之孙,即使过三千年也无法改变这样的谥号。《诗经》说:‘殷商之鉴尚未远,即在夏末其君亡。’诗中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朱注: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

(至,极也。人伦说见前篇。规矩尽所以为方员之理,犹圣人尽所以为人之道。)

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法尧舜以尽君臣之道,犹用规矩以尽方员之极,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称尧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法尧舜,则尽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尧舜,则慢君贼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无他道。出乎此,则入乎彼矣,可不谨哉?)

暴其民甚,则身弒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厉,虐。皆恶谥也。苟得其实,则虽有孝子慈孙,爱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废公义而改之。言不仁之祸必至于此,可惧之甚也。)

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诗大雅荡之篇。言商纣之所当鉴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后人以幽厉为鉴也。)

说解:

当我们画圆形、画方形却不用圆规和矩尺的时候,如果画得认真仔细而又熟练,那么,所画出来的可能会非常接近于完美的圆形和方形,但是,不可能真正做到完美,甚至根本不成圆形和方形。如果用圆规和矩尺来画圆形和方形,只要不出意外,所画出来的一定能接近于完美,所以说“规矩”是“方圆之至”。一般情况下,为了达到完美,我们要画圆形或方形的时候,都会想到使用圆规和矩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好比是要画圆形和方形,圣人所传的“道德礼乐政刑”就好比是“规矩”;尧、舜、禹、汤、文王等“先王”的政绩就好比是画出来的最接近于完美的圆形和方形。然而,历代君臣,在画方圆的时候知道用规矩,但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时候,却不知道或不愿意用“圣人之道”这个“规矩”,却要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才能去做,因此,两千多年来,众多的君主,众多的朝代,虽然有比较好一点的,但是,能够接近完美的实在是寥寥无几,这样的做法,无异于要画方圆却拒绝使用圆规和矩尺。人类的不幸,国家的不幸,天下的不幸,岂不都是由此而来吗?

圣人所传的,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在人道之中,有君臣之道,有父子之道,有夫妇之道,有兄弟之道,有朋友之道,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遵循此道,便好比是使用规矩来画方圆。周文王、周公、至圣孔子,确立了天道、地道、人道,这样的贯通天地人的大道,是尧舜文武所遵循的“规矩”。而人道之中,尧舜文武的王道仁政,又可以说是后世君臣应该遵循的“规矩”。如果后世君主未达到圣人境界,能遵循尧舜之道而行其政,也能最大程度地接近于长治久安、国泰民安。所以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仅君臣之道来说,舜曾经是尧之臣,其言行可谓做臣的规矩;后世臣子,如果不根据舜对尧的言行去尽臣子的责任,犹如不用圆规和矩尺去画方圆,是对君的不敬;尧作为一代圣王,效法天道而安民,其言行可谓做君的规矩;后世君主,如果不遵循尧的言行去尽君主之责,跟不用圆规和矩尺而画方圆一样,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危害庶民。所以说:“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尧舜可以成为后世君臣的“规矩”,在于尧舜都是以仁心而行仁政。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不过是两种出发点,即是出于仁爱之心或不是出于仁爱之心;都不过是两种效果,即是否符合仁爱之道还是不符合仁爱之道。所以,孔子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尧舜的君臣之道之所以能成为“规矩”,在于尧舜的一切言行无非出于仁爱之心,而且其言行也符合仁爱之道。以仁心而辅佐帝尧,以行王道仁政,因此,舜事尧之道可以成为臣道之规矩;效法无私的天道,以行仁政,因此,尧治民之道可以成为君道之规矩。如果不能以尧舜之道为规矩,那么,其人言行,其国之政令,必然不可能出于仁爱之心,必然不可能符合仁爱之道,因此,不遵循尧舜之道,必然偏离仁道而陷入不仁,不可不慎。

有仁爱之心,以行仁政,有是否达到完美的不同,但不至于乱亡。无仁爱之心,而行不仁之政,也有程度的不同。君主不仁,政令不仁,不至于立刻导致国家混乱灭亡,却是国家混乱灭亡的开端。如果残暴地对待百姓,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就会使君主被身在下位的人所杀,其国家也必然会灭亡;如果还没有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也会使君主处于危险之中,使国家被逐渐削弱。周幽王为什么被加上“幽”的谥号?因为他耳目心思被欲望和邪心所阻塞而不通,因为他祭祀神灵祖先悖乱礼义。周厉王为什么被加上“厉”的谥号?因为他杀戮无辜。君主的谥号是对他的定评,所以,一旦君主被加上了这样的恶谥,那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即所谓“遗臭万年”。即使他的子孙能有仁爱之心、慈爱之行,也只是其子孙之德,不能、不敢因此而使他的恶谥得以改变。因为谥号是公义的体现,任何私人不能因为私意而改变。周幽王、周厉王,至今已经有三千年之久了,谁能改变此谥号?这三千年未改,再过三千年也改变不了,因此,君主岂能行不仁之政?

最后,孟子引用《诗经》之中的诗句,对不仁之君提出劝戒和警告:“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的意思是说,殷商是夏朝灭亡之后建立起来的,夏朝的灭亡,是因为君主夏桀无仁心,行不仁之政,如果殷商的君主不能把夏桀的灭亡作为一面镜子,也必然难逃夏桀的下场。然而,殷商的末代君主,其名为“受”,其谥为“纣”。“纣”是什么意思?“残忍捐义曰纣”。“残忍捐义”亦即“暴其民甚”,其结果不正是“身弒国亡”并且恶谥不去吗?桀纣之后,又有幽厉;幽厉之后又有秦二世胡亥、隋炀帝之类。他们一意孤行、残暴不仁,其结果仍然和桀纣一样,不是无王道可循仁政,而是背弃王道仁政,难道不是自取灭亡吗?惟有君主都能以仁心而行仁政,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不断重演。

 

三代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1),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2)。天子不仁,不保四海(3);诸侯不仁,不保社稷(4);卿大夫不仁(5),不保宗庙(6);士庶人不仁(7),不保四体(8)。今恶死亡而乐不仁(9),是由恶醉而强酒(10)。”

注释:

    1)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得天下:指以王道仁政而得到各诸侯国和君臣民的拥戴。以:因为。(2)所以:指原因。然:如此。(3)四海:指中国的全部土地。(4)社稷(ji4):本来指天子和诸侯所祭祀的土神和谷神,此用来专指诸侯的封地和赋税,后来借指国家。(5)卿大夫:指身在高位而执政掌权的公卿和大夫等。(6)宗庙:天子、诸侯、公卿大夫敬奉祖先牌位和缉私祖先的礼仪场所。(7)士庶人:周游于朝廷之间的士人、众多的普通百姓。(8)四体:本来指人体的四肢,此指生命。(9)恶(wu4):厌恶。乐(le4):喜欢。(10)是:这。由:犹如。恶(wu4):厌恶。强(qiang2)酒:强行饮酒。

译文:

    孟子说:“夏、商、周三个朝代能够得到天下,是因为施行仁政;他们失去天下,是因为不再施行仁政。诸侯国的荒废、兴盛、存在、灭亡的原因也是如此。天子不施行仁政,不能保住天下的土地;诸侯不施行仁政,不能保住国家社稷;位高权重的卿、大夫没有仁爱之心,不能保主祭祀祖先的宗庙;士人和庶民没有仁爱之心,不能保住生命。如今假如厌恶死亡却喜欢不仁,这就好比是厌恶喝罪却强行饮酒。”

朱注: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谓夏、商、周也。禹、汤、文、武,以仁得之;桀、纣、幽、厉,以不仁失之。)

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

(国,谓诸侯之国。)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言必死亡。)

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恶,去声。乐音洛。强,上声。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说解:

夏朝的建立,是因为大禹治水之功德能够仁及于民,大禹禅让于伯益,而大禹之子夏启因父之功而得以即君主之位。商朝的建立,是因为商汤讨伐夏桀,救民于水火之中,仁及于庶民。周朝的建立,因为自古公亶父、公刘、王季等累世行仁政,至文王而受天之命,武王承父祖之志,讨伐商纣,救民于水火,仁及于庶民。所以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夏桀暴虐于民,商汤伐之;商纣暴虐于民,周武王伐之,周幽王昏暗,周厉王残暴,终至于周天子名存而实亡。所以说,“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各个诸侯国或荒废、或兴盛,或存在、或灭亡,其原因也是如此。

由此推而广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只要不仁,都难逃衰亡的命运。从过去到未来,从中国到外国,莫不如此。天子不仁,则是天地所生的不肖之子,所谓不肖,在于他违背上天生生之道,使庶民不得安宁,乃至流离死亡,因此,上天必然撤去其天命,岂能保有其四海之内的天下?诸侯受封于天子,其责任在于遵王道而行仁政,以保其民,由此而可以有资格主持祭祀社稷之神,保其禄位,因此,如果诸侯不能遵王道而行仁政,则不能保民,既然已经不能担当其应该担当的责任,当然也就会时期主持祭祀社稷之神的资格,从而失去其禄位。卿大夫受命于诸侯,其责任在于以忠心辅助君主成仁之事,君主有仁政则卿大夫遵命而行,君主有不仁之政则卿大夫规之谏之,不使君主陷于不仁不义,因此,如果卿大夫无仁心,也就必无忠心,如果遇到仁德之君则惩之罚之、远之贬之,如果遇到不仁之君则虽有一时之荣而终究必然害己误君、祸国殃民。按礼,卿大夫以上者可以有宗庙来祭祀祖先,因此,卿大夫因不仁而失去其位的时候,也就是失去祭祀祖先的宗庙的时候。一个人,有了君子之德行,如果不是未成为臣子,则可称为士,士仍属于庶人之列,但又与庶人不尽相同,因此,“士庶人”可以并称。如果士庶人无仁心,亦即无爱人之心,乃至有害人之意。无爱人之心,则无人亲附;有害人之意,则终将害己。无人亲附而至于极限,则众叛亲离,如何苟存?害人者,或有朝廷惩治,或有侠士惩治,或有同类相残,岂能不害其身体生命?所谓“不保四体”,轻者是指肢体受损伤,重者则指失去生命。所以,无论一个人在什么地位,如果不仁,都终将害其自身。

天下古今之人,厌恶死亡者众多,但是,乐于接受他人仁德恩惠者多,而不想将仁德恩惠施之于人者众。如果跟这些人说,他们乐于不仁,他未必承认,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惜危害他人的生存,他们为了得到富贵而不惜巧取豪夺、坑蒙拐骗、杀人越货、残害无辜,这难道不就是乐于不仁吗?这就好比饮酒一样,喜欢喝酒的人很多,但是,喜欢让自己喝醉的人很少。如果不喜欢让自己喝醉,那么,在饮酒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节制。饮酒不加节制,不管酒量多大,也必然会醉酒。一个厌恶死亡的人,却乐于去做不仁之事,岂能避免死亡的发生?《道德经》中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有仁义之实际行为者,不求其名而名自得;求其名者,其所求之名则是虚名。有仁义之实际行为者,不求财货而或许会有财货;为了得到财货而不顾仁义者,虽一时得到不义之财货而终究必然失去。有仁义之实际行为者,不求权位而或许能得到权位;为了权位而不顾仁义者,其权位足以害己害人。为了虚名而丧生,为了财货而丧生,为了权位而丧生,都可以说是由“乐不仁”而导致的后果。“恶死亡而乐不仁”,既是不仁,又是不智,不仁不智之人,必然有“死亡”随之。

 

反求章

    孟子曰:“爱人不亲(1),反其仁(2);治人不治(3),反其智;礼人不答(4),反其敬。行有不得者(5),皆反求诸己(6)。其身正而天下归之(7)。《诗》云(8):‘永言配命(9),自求多福。’”

注释:

    1)爱人:对别人有爱心。不亲:得不到别人的亲附。(2)反其仁: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是否仁爱之心不足。反,通“返”,下同。(2)治人:要使人能太平安定。不治:得不到太平安定。(4)礼人:以礼待人。不答:不能得到别人以礼相待。(5)行有不得:所做出的行为有不能达到应有效果。(6)求诸己: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7)归:归附。(8)诗:此指《诗经·大雅·文王》。(9)永言配命:永恒想念着合于天命。

译文:

    孟子说:“对别人有爱心却得不到别人的亲附,应该回头想想自己是否仁爱之心不足;要使人能太平安定却未能使人得到太平安定,应该回头想想自己是否符合大智;以礼待人却未得到别人以礼相待,应该回头想想自己是否敬意不够。宗旨,如果自己所做出的行为有未能达到应有效果的时候,都应该回头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一个人自身能有正心正行,那么天下人之心都会归附于他。《诗经》中说:‘心中永念合天命,福禄皆由自身求。’”

朱注: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声。不治之治,去声。我爱人而人不亲我,则反求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不得,谓不得其所欲,如不亲、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诸己,谓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则其自治益详,而身无不正矣。天下归之,极言其效也。)

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见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说解:

圣人孔子“不怨天,不尤人”,是说不怨恨上天不公,也不指责别人对自己不好。那么,当自己按照仁义道德而行,却不被人理解,反而被人排斥的时候,君子应该怎么对待呢?孟子在此给后人点明了原则,指明了方向。

我真诚地用仁爱之心去对待别人,却不被人亲近,那说明我的仁爱还不够,或者是时间的不够,或者是程度的不足,或者是我的言行尚未达到仁爱的程度。这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时,要回过头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怨恨别人、怨恨环境、怨恨上天。

我已经按照仁义之心做了一些事情,想要让人们能够安居乐业,结果却没有使人们安居乐业,那说明在方式方法上有错误不足,或者是措施有偏差,这就是说,要反思自己的方式方法和措施。这里所谓的“智”,不是耍聪明、用计谋,而是真智、大智。为了达到某个私人的目的而采取一些貌似仁义的方式方法,为了满足个人的名利欲望而做了一些貌似仁义的事情,或者使用了不完全符合道义的措施,都不算是真智、大智。若非用心真诚、无私无欲,那么,貌似仁义之举,反而会引发虚伪,招致混乱。

我自认为已经诚敬地以礼待人了,却未能得到他人的回应,那说明自己的敬意还存在着不足。在此情况下,应该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的内心是否真的有诚心和敬意,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辞让,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自己所理解的礼是否真的符合礼的原则。

总之,学君子之道,遇到问题就应该“反求诸己”,而不要归咎于他人、环境、社会,不要怨天尤人。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是,自以为已经以仁爱之心待人却不被人理解的时候,就怨别人“不识好人心”,怨社会风气不正,怨环境不好。这种怨恨的情绪是人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由外在事物而引发出来。如果一个人修养不足,就会不知不觉地顺从这种本能,从而遮蔽自己的本心本性;如果根本就没有修养,则会放纵这种本能,从而放弃趋善向正,乃至做出违背仁义之事。自以为已经尽心尽力使百姓安居乐业却未达到目的,就怀疑王道仁政是否可行,误认为自己所处的时间和地点无法施行王道仁政。这种想法,或者是操之过急,或者是“执德不弘”,或者是“信道不笃”。如果这样,那必然会半途而废。自认为已经诚敬地以礼待人了,却未能得到他人的回应,就会怨别人失礼、无礼,从而内心不平,舍弃礼貌,乃至转爱为恨。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只知“礼尚往来”,却不知君子守礼是自身修养的体现,或者是因为尚有名利欲望横亘于心。

能够遇到以上的情况而回过头来从自身找原因,然后加以纠正或完善,便是君子自正之路,是君子提高修养之途,如此持之以恒,终究能使天下归附。如果不能回头从自身找原因,便等于放弃修养提高,不仅是抱残守缺,而且可能趋于邪恶。所以,孟子引用《诗经》中所说的“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句,强调“福由自求”。怎么求呢?就是要“永言配命”,也就是说,心中永远不能忘记上天所赋予的使命,施仁而保民。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君子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所谓“自求多福”,是指敬天命、遵天道,做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然后可自然以得到福泽和佑护,这就是说“得道多助”。《中庸》中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君子不求其位禄名寿,但是,天道好还,“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里所谓的“福”,不是世俗所说的“福”,因为它不局限于一人、一时、一地,而关键在于能自正以德。

 

恒言章

    孟子曰:“人有恒言(1),皆曰天下国家(2)。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3)。”

注释:

    1)恒言:经常说的话。(2)天下:天子所管辖之下的中国所有地方。国:诸侯的封地。家:大夫的封地。(3)身:自身。

译文:

    孟子说:“人们有一句常说的话,都会说‘天下国家’这样的话。天下的根本在于诸侯国,诸侯国的根本在于大夫之家,大夫之家的根本在于大夫自身。”

朱注: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恒,常也。虽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学所谓“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为是故也。)

说解:

天下,是天子(主席、总统)所管辖之地的总和,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国;国,是诸侯所管辖的范围,相当于现在西方国家的州,或者中国的省,总理、首相以及国家的重要官员也可以包括在内;家,是卿大夫所得到的封地,其税收是卿大夫俸禄的来源,现在已经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地方。在此,分别以天下、国、家代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天下、国、家”是人们常常说到的,固然是对天下大事、国家安危的关心,但是,如果只知道这么说,却不知道自身所处的地位,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就会流于空泛议论,甚至流于“处士横议”,最终误己害人。所以,孟子在此强调的是,每人都应该知道各自的“本”何在,而先立其“本”,避免本末倒置。

所谓“天下之本在国”,意思是说,天子要想达到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其根本在于培养、选拔、任用贤德之人作为诸侯;所谓“国之本在家”,意思是说,诸侯要想长治久安、国泰民安,其根本在于培养、选拔、任用贤德之人作为卿大夫;所谓“家之本在身”,意思是说,卿大夫要想使封地内的百姓安宁,其根本在于修身,其身不修则如孔子所说“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当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但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庶民毕竟有地位和职责的不同。要使天下有道,就要致力于使在其位者尽其责,能尽其责者得其位,按照“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要求去做。在其位而不尽责,是不忠;不能尽责而使之得位,是用人不当;不在其位而强言,是越位而无礼。

 

巨室章

    孟子曰:“为政不难(1),不得罪于巨室(2)。巨室之所慕(3),一国慕之(4);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5),溢乎四海(6)。”

注释:

    1)为(wei2)政:处理政事。(2)得罪:因为自身所行不正而使人怨恨。巨室:世代为官的大臣之家。(3)慕:心中仰慕。(4)一国:全国的人。之:指大臣所仰慕的东西。(5)沛然:水势盛大而自然流淌的样子。德教:以自身之德而达到教化的效果。(6)溢:充满。

译文:

    孟子说:“处理政事并没有什么困难,首先不要因为自身不正而导致世家大臣之家怨恨愤怒。世家大臣的内心所仰慕的东西,全国之人都会仰慕;一个诸侯国的人所仰慕的,天下各国的人也会仰慕。所以,以充沛的德行所产生的教化效果,会充满于全天下。”

朱注: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谓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麦丘邑人祝齐桓公曰:“愿主君无得罪于群臣百姓。”意盖如此。慕,向也,心悦诚服之谓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满也。盖巨室之心,难以力服,而国人素所取信;今既悦服,则国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无远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盖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则人心之难服者先服,而无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战国之世,诸侯失德,巨室擅权,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胜之,则未必能胜而适以取祸。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务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悦服,则吾之德教无所留碍,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谓韩弘舆疾讨贼,承宗敛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故尔,正此类也。”)

说解:

所谓“为政”,是要通过正道而达到天下向善、百姓安宁。这在一些人看来好像很难做到,但是,孟子说这不不是什么难以达到的事。只要能找到正确的门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个门径就是“不得罪于巨室”。

所谓“不得罪于巨室”,绝对不可理解为顺从、讨好富贵之家,否则,便违背孟子之意,违背正道。“巨室”是什么意思呢?是世代官宦的卿大夫,这些世代官宦的卿大夫之家,当然可以说是富贵之家,其关键在于对“得罪”二字的理解。

所谓“得罪”,不可按世俗通行的说法理解。这里的意思是,身为天子或者诸侯,需要自身行得正、做得端,否则就会使世代官宦的卿大夫的怨恨和忿怒,一旦使他们怨恨和忿怒了,则是天子之罪。这个意思就好比商汤所说的“朕躬有罪,无以万方”,好比周武王所说的“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只有天子、诸侯身正,才能使卿大夫无怨。

世代官宦的卿大夫,是国家政令的执行者和落实者,其言行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天子和诸侯能够得到他们的忠心拥戴和敬慕,便能心悦诚服地去执行和落实朝廷的政令。当赢得他们所拥戴和敬慕的是天子或诸侯的仁心和仁政的时候,也自然会通过他们而使得全诸侯国的官员和庶民趋于道德礼义。如果天子或诸侯以利益收买和诱惑卿大夫,而使卿大夫追慕利益,也会使官员和庶民流于争相求利,从而使国家陷入危险的境地。

在此,孟子为何只说诸侯国,而不说天子呢?大概因为当时天下无天子,所以,任何诸侯,只要能以仁心而行仁政,都可以通过王道的方式而得天下。王道仁政所凭借的是“德教”,而不是以利益诱惑或以权势强制。德教需要以身作则、自正正人,只要执政者确实能够有爱民、安民之心,那么,一个诸侯国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必然能使天下之人仰慕而愿意前来归附,所以说“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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