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概論綱要·第一講：中華文化總論

任何一種文化，必能自成體系，方可成為一種文化。中國文化當然是自成體系的文化，固然可以借鑒其他，或與其他共存，卻無需以其他而“彌補缺漏”，不可“內儒外法”，不宜“摻雜混用”。五正教之外，雖有“文”以行教，但皆是人之所立，非天之所立，稱之為“思想、理論、學說”可也，不宜稱之為“文化”。

一、太極思惟

《周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又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這太極思惟，近百年已經為西學之解剖式、條分縷析之“科學辯證思維”所取代，以致國人難以讀懂百餘年前之中華典籍。

1.整體綜合思惟：

《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乾為父，坤為母。”“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柔剛，立人之道曰仁義。”八卦之位有天地人，六十四卦之位三才分陰陽。《春秋公羊傳》有“天人感應”之說。《中庸》：“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三字經》：“三才者，天地人。”《道德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體雙手並於兩側、兩足分立，則為“人”之象；“人”之雙手平伸於兩側，則為“大”字之象；“大”凸顯其首，則為“天”之象。古人云：“人命關天，頂天立地。”諺曰：“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丁。”

在太極圖中，陰陽是太極之中的陰陽，非陰陽之拼湊。人之身體，非組合而成，且有可通天地之心性；一旦解剖或移植，則已非天然之人，而是人為之人。《連山》之象中，有“君象首，臣象股，民象體”三象，以示天地人一體、君臣民一體。父如天，母如地，子女如人，是家庭一體。性如天，心如地，身如人，是身心一體。

2.以一貫三：

太極生兩儀，以中貫穿，因此而有三才；兩儀生四象，以中貫穿，因此而有五行；四象生八卦，以中貫穿，因此而有九宮。一以統萬，一通萬中，歸萬於一。《易》曰：“一陰一陽之為道。”《書經》曰：“允執厥中。”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亦陰亦陽，非陰非陽，以界陰陽，以通陰陽，以調陰陽；陰陽相生，陰陽互根，陰陽亦只是一氣之轉。《易》曰：“生生之謂易。”孔子曰：“一貫三為王。”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矛盾異形而同用，而非敵對；惟人心敵對，而後矛盾敵對。

天地人統於道，以天為綱；君臣民統於義，以君為綱；父子孫統于恩，以父為綱；夫妻子統于恩，以夫為綱。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中庸》曰：“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3.五行生克：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對應北、冬、智、孕、玄、腎等；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對應南、夏、禮、朱、心等；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對應東、春、仁、生、青、肝等；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對應西、秋、義、斂、白、肺等；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對應中、長夏、信、統、黃、脾等。

春季木旺，火相，水休，金囚，土死；夏季火旺，土相，木休，水囚，金死；長夏土旺，金相，火休，木囚，水死；秋季金旺，水相，土休，火囚，木死；冬季水旺，木相，金休，土囚，火死。

五季順序相生，故冬水生春木，春木生夏火，夏火生長夏土，長夏土生秋金，秋金生冬水。水能生木，水盛木漂，木強水枯；木能生火，木眾火燥，火烈木焚；火能生土，火烈土焦，土多火晦；土能生金，土多金埋，金多土堅；金能生水，水盛金流，金多水濁。

五季隔季相克，故冬水克夏火，夏火克秋金，秋金克春木，春木克長夏土，長夏土克冬水。水能克火，火烈水涸，水盛火滅；火能克金，金強火熄，火烈金熔；金能克木，木堅金缺，金強木斷；木能克土，木多土傷，土硬木損；土能克水，水盛土崩，土硬水滯。

4.時空一體：

無限空間謂之宇，無限時間謂之宙；沒有無時間的空間，也沒有無空間的時間。某一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只能有一種特定的狀態，由此可以推及以往，預測未來，旁及其他。天干和地支總共二十二個字，最晚成熟于商朝，其中每個字都同時具有時間和空間的含義。甲乙為東方春季，丙丁為南方夏季，戊己為中央長夏，庚辛為西方秋季，壬癸為北方冬季；寅卯為東方春季，巳午為南方夏季，申酉為西方秋季，亥子為北方冬季，辰未戌丑為中央四季月。

5.週而復始：

陰陽消息，四季更迭；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書經》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董子《春秋繁露》曰：“天不變，道亦不變。”人類自私自大，侵天害地，是自作孽，是死而不生。華夏之道，在於使生生不已。人類能敬天愛地，效法天地之道而盡人道，則能生生不已，是雖死復生，是週而復始。《易經》以“元亨利貞”開篇，明四季更迭之義；《春秋經》以“春秋”為名，達天下太平之道。《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自強不息者，效法天道，知進知退，與時偕行；厚德載物者，效法地道，自卑尊人，無敵無慕。

二、類象表達方式：

《易》曰：“聖人設卦觀象。繋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曰：“象者，象也。”事有萬事，物有萬物，然而，事物之數豈止於萬？但止於“萬象”而已。以象賅攝物相，聯類相及，則萬事萬物，是從事理、物理而言，所謂“理一分殊”也；事物雖以萬數，其道則一，所謂“月映千江”也。《易》以六十四卦賅萬事萬物，進而以八卦賅之，進而以四象賅之，進而以陰陽賅之，總之以太極。時無始無終，然而，《易》以“元亨利貞”賅攝之，《春秋》以“春秋”賅攝之。

而今，此類象表達方式，幾乎已為西來“定義-判斷-推理”之“邏輯”取代，因此，事物必有“定義”且“分類”，其“定義”非“類象”。其“分類”如“解剖”。文字與文章皆因此而當成為“符號”與“工具”。是故，“文字”可以為實用之便而擅改；文章不必“載道”，而但能“敘事”、“抒情”、“說理”，“我手寫我口”即可，因而從“言文相分”變為“白話文”，中華文章典籍使國人雖讀之而難明其義矣。

1.類象表達方式無“定義”與“概念”：

譬如，“陰陽”與“仁”，皆無定義，亦無法定義、不必定義。然而，如何使人明其義也？以“仁”之象為例，“仁，從人，從二。”二，天地也；從人、從二，人效法天地之道而成仁也。此是“以象明義”之法。《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仁”之源；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仁”之本始；孔子曰“仁者愛人”，是“仁”之踐行；孔子曰“仁者人也”，是人德與人道之完成。是故，惟此“仁”字，即已賅攝三才之貫通、天下之人道、人道與人德、踐行仁之始中終，言簡意賅之若此，豈是“定義”之所能？是故，學習中華經典，須用《爾雅》、《說文解字》。

2.象與概念的區別：

其一，象以擬天地、萬事、萬物之像，其象雖由人立，而非創立。象或重形似，如“牛羊、本末、且也”之類，亦非僅像其形，義亦在焉；或重神似，如“仁義禮智信”，但亦有本義、俗意、引申義。是故，即以經典而言，經典文字雖無不同，但小人讀之、君子讀之，賢人讀之，必有不同。概念是人來對外在事物之提煉、抽取、概括、規定，其內涵與外延必由人先加確定。

其次，象非相，相但言一事一物，象則是一類事物之所同，且可由此而聯及其他一切，譬如言“日”，則可以從自然之“日”以知其義，且能由此聯及“天”、“雲”、“日月無私照”、“六龍御日”、“天下之君”、“人身之心”，如此等等。概念則必求事物之間不同之處，以人為歸納、演繹、推理、規定之方式，人為確定標準而分類，並排定萬事萬物之地位、歸屬。

其三，象與所指知事物，並非一一對應，且非西學邏輯值分類法。如乾坤之象，可為天地，可為君臣、父母、馬牛、健順、金土、白黃、翁媼、西北西南、首腹、一八等等；又如元字，可以指初，也可以指大、仁、春、東方、木、生、肝、首、始等等。概念與所指之事物，必一一對應，如君、父、馬、健、白皆各為一概念，彼此幾乎無直接關聯。

其四，類象表達方式是華夏文化特有，西方形式邏輯之所無。忽視類象表達方式，而代之以定義概念，則華夏典籍必使人無法理解或致誤解。類象思惟，其內涵無限，因人之見識、境界不同而所見不同；概念則因其內涵外延必先確定，而使人必先知其規定而後可用，且不可偏差，更不可違背；既成專業術語，則必不可輕易撼動、超越。

3.象與符號之區別：

其一，象雖模擬事物而像之，卻非實物之摹寫，亦不全憑人為規定，故可長久且普適，雖歷數千載而可明，雖跨千萬里而可知。符號則憑藉人為規定，其規定因時因地、因人因類而不同，故不知其規定者則不識，跨越時空則難知。

其次，象本身即已涵有文化之義，且可無限延展，故因人之智力、閱歷、學識、境界而所見必有不同。如“政”字之象，由“正”可知遵道而行方能自正，由“攵”可知須依規矩而自正正人，由“政”可知能自正正人方可謂之“政”。符號之涵義必藉人為規定方可，欲知其內涵與外延，亦必有人教之方可知，憑藉記憶而疊加，憑藉創造而增新。

其三，對象之認知愈深，愈能知事物之性、事物之理、事物之道；聯類旁通，則萬事萬物、天地人物無不貫通。是故可以言簡意賅、由小見大、由近及遠；類象組合，則又生群象，無需另外創造。對符號之認識，須對事物先做規定或知其規定，若有新事物，則必創立新符號，且為之定義，致使符號愈來愈多，愈來愈混亂。

4.象與漢字：

首先，象顯為文，文孳成字，得意忘象。漢字六書之中，象形字為獨體之象，會意字、指事字、形聲字皆合體之象，轉注、假借則是轉用已有文字之象。在六者之中，象形字謂之文，其他五者謂之字。

其次，學習華夏文化，須解華夏經典，以別雅正與庸俗。經典之象必雅正，庸俗之象則未必雅正；以經典衡量、指導庸俗可也，以庸俗解讀經典之象則不可。譬如，“君子”與“小人”、“華夏”與“夷狄”、“孝悌”與“忠信”，諸如此類，皆有雅俗之別。

其三，中華典籍，可用口語作解，但不可用“現代漢語”之詞意作解，亦不可將中華典籍中貌似雙音詞誤解為雙音詞。譬如，“政治”、“經濟”、“文化”、“物理”、“心性”，譬如，“道德”、“地方”、“學習”、“青春”等等。

其四，漢字既非符號，亦非工具；漢字並非日益簡化，而是逐步規範化；“文言文”與“書面語”分開，其義也深遠。視漢字為符號，則天人兩分而惟人作為；視漢字為工具，則惟重實用，而不顧適用；視漢字為日益簡化史，是為擅改漢字造勢；倡導“言文一致”，是為“反傳統”。

三、四部分類方式

“經史子集”是中華書籍分類方式，應用於各種大型書籍彙編，如《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等，清末依然如此。此方式本可用於分類古今中外所有書籍，但自民國而始，漸為西来科學分類方式所取代。目前中國圖書分類法，無不採用的西來“科學分類法”，即“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簡稱“中圖法”。中國書籍要從此完全被拆分、割裂，納入西學之中矣。

四部分類，源於西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編《七略》，六藝、諸子、兵書、數術、方技、詩賦、輯略，總題《七略》。自西晉荀勖《晉中經簿》為始，採用甲乙丙丁四部分類法，甲部錄經書（相當於六藝），乙部錄子書（包括諸子、兵書、數術、方技），丙部錄史書，丁部為詩賦等，四部分類初具規模。東晉李充所編《晉元帝書目》，將史書改入乙部，子書改入丙部，如此則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可謂成型。至於《隋書·經籍志》，據魏征所編目錄，標注經史子集四部之名，且又細分為40小類，可謂四部分類方式之確立，此後則為眾多史志、書目著作所沿用。清纂《四庫全書總目》是其典範，分書籍為四部，下設44小類。

1.經史子集有主次：

經部以載道義，乃是衡量是非、善惡、正偏之標準。史部以載往昔之人與事為主，且以道義評判其是非、善惡、正偏。子部以載某人、某家、某派之學說主張、思想理論，其是非、善惡、正偏，亦須以道義衡量。集部乃是總集、專集、別集之類，其是非、善惡、正偏，亦須以道義衡量。是故，一旦拋棄四部分類法，則“經”不復存在，衡量是非、善惡、偏正便失去標準；無標準，則各自定標準；各自定標準，則非標準。

2.四部分類之重要：

四部分類，始於中國，但可適用於古今中外所有書籍之分類，既非過時，亦非落後，但在於是否認識其重要，以及為何重要。若以利害為衡量標準而不知道義，則將使天下無道；若以新舊為衡量標準而不知道義，則必棄兩千年前之經典；若以一己之意為衡量標準而不知道義，則必欲放棄經典與聖人。

四、華夏評判標準：

在經史子集之中，以經所載之道義為評判標準。百餘年來，為樹立或接受“新標準”，因此有意取消“六經”之地位，“經史子集”之“經”幾乎不復存在。《易經》被納入西學之哲學類或被貶入卜筮之書；《春秋經》納入西學之“史學”，稱之為“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禮經》因批判所謂“封建禮教”而基本被否定；《樂經》因為失傳而不必再說；《詩經》被列入西學之“文學”，稱之為“我國現存最早詩歌總集”；《書經》亦被列入“史學”稱之為“政治文獻彙編”。代之而起者，或是“成敗、利害、得失”，或是“予取予需”，或是“注重實用”，因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終究“無是非”。

1.道義為最高標準：

以天地人貫通之道為標準，判定是否合義，謂之道義標準；以人道仁德為標準，判定是否合義，謂之仁義標準；以人事之禮為標準，判定是否合義，謂之禮義標準；以正心、良心為標準，判定是否合義，謂之正義標準；以真情為標準，判定是否合義，謂之情義；以是否利己利人為標準，判定是否合義，謂之利義標準。其中，道義為最高標準，以其效法天地之道，自然而然、無私無為。自情義、利義以下，則損人利己、損公肥私，非人道者矣。

2.非華夏之標準：

首先，神定標準：以某一神之言為標準，其神非凡人，具有神奇能力。信奉者須膜拜此神，祈求其護祐，有罪錯則向此神懺悔，有病災則向此神祈禱。凡是違背此神旨意者，則被視為褻瀆神靈。

其次，人定標準：既非依據神靈之言行，不畏聖人之言，亦非效法天地之道，而是根據人類乃至人類某一部分之知見、意見、私利而設定。如某國之人自定之憲法、法律法規，其前提是肯定私利與私欲，且為保障其私利與私欲，而設定控制或制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