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讲座稿240《卫灵公》006（20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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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1】何谓“无为而治”？欲知其义，须先知“无为”之义。提及“无为”，鲜不思及《道德经》之所言之“无为”，乃至误以为“无为”是“道家”之说，非“儒家”之言。如此误解，是必欲分“儒道”而两家，但求其异而不知其同所致也。

春秋之时“大道裂”，至于战国而乱象显明于世。何谓“大道裂”？或“蔽于天而不知人”，或“蔽于人而不知天”，或“既不知天亦不知人”，而众多哲士俊才，或以其所思之得以为道，或以博取杂糅之得以为道，或本不知不信有道，此即“大道裂”之乱象。

而春秋之时，道君老子，至圣孔子，皆言“道德”，非道君但言道而不言德，亦非至圣但言德而不言道。“无为”者，由“人之德”而言之，则是尽性而率性，不假思虑，如《易》所言：“夫《易》，何思何虑？”由“自然之道”而言之，则是“各正性命，自然而然”。

《道德经》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音饿)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惟人以为美善，未必是天地之所谓美善。是故，仅仅以人之所谓美善而行之，则“比喻人而不知天”；仅仅以天之所谓美善而不顾人之所谓美善以行之，则“蔽于天而不知人”。

譬如凡是生命，皆有生死，若人亦生为美善，而以死为丑恶，因而贪生怕死，乃至背道义以求生避死，则非自然之美善，此即“斯不美已”、“斯不善已”，此即所谓“有为”；若以有利于人而逆天害物为美善，乃是“妄为”。

【2】“无为而治”者，顺乎天，应乎人，发乎性，合乎道，由此而使言行与身合、身与心合、心与性合、性与天合，如此则生者不死于非命，死者虽死而不亡。道君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可以求长生，以人欲而逆天也。

至圣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此所谓“无私”者，非捨己为人，而是无私欲之限隔与掺杂，亦即《书经》所言之“惟精惟一”而已。天非捨己以覆物，地非捨己以载物，日月非捨己以照物，各尽其性而“无为无不为”而已。

“无为无不为”者，尽心尽性而无人欲限隔掺杂而为之也。人之有生必有死，修心养性则可与于死而不亡。死而不亡者，身虽死而性不亡也。《礼记·曲礼上》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此言近之矣。至圣曰“有杀身成仁”，是可以杀身而不可捨仁也。

何以能国泰民安、天下大治？人之与物，各正其性、各得其位、各得其利、各得其乐而已。譬若大禹治水，非以治水而求水之利，尤非逆水之性而制水，乃是顺水之性与势，从而水得其宜而无害于人与物也。逆水之性而欲利人，是有为也，则祸患已伏于利之中矣。

今之反“转基因”者，往往从对人之利害而驳斥之，而不知万物各有其天性，“转基因”亦即害其天性，是暴殄天物，纵然一时得其大利而终究害人而逆天背道。今之治国者，往往为本国之利而伤害他国，实则因本国之私利而违性逆天背道，灾殃终必殃及池鱼。

【3】至圣夫子，举舜以言“无为而治”，朱子曰：“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此所谓“有所作为”，不可以世俗之言作解。何也？《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须从“太极”言之，莫从“两仪”言之。

道君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音贺)，前后相随。”此所谓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皆落于“两仪”之“对立”，所谓“为”与“不为”，亦已落于“两仪对立”之中矣。“无为无不为”，是一句而非两句。

贯穿于“无为”与“无不为”之中者，“道生一”之“一”也，是“吾道一以贯之”之“一”也。“太极”中之“两仪”者，阴阳无不得“一”；若非得“一”，则阴阳必非“太极”中之阴阳。若落于世俗之解，则舜之“无为而治”便是“因循前人”而“无所作为”。

船山先生曰：“三代（夏商周）以上，与后世不同，大经大法，皆所未备，故一帝王出，则必有所创作，以前民用。《易传》《世本》《史记》备记之矣。其聪明睿知，苟不足以有为，则不能以治著。”此言帝王之功绩则可，以此言帝王之德行则不可。

然而，船山先生继而言及帝舜曰：“唯舜承尧，而又得贤，则石锁当为者，皆已为之，其臣又能为之损益而缘饰之；舜且必欲有所改制，以与前圣拟功，则反以累道而伤物。舜之‘无为’，与孔子之‘不作’同，因时而利用之以集其成也。”此已落于世俗之解。

固然，船山先生以为，以上所言者，是《论语集注》“既无所为”之意，且斥此意乃是“老氏（道君老子）之旨，而非圣人之治”。若朱子所言，确是此意，则朱子所言未妥。若船山所言，此乃道君之旨，则船山先生所言未妥。

帝舜之“为”，如“巡守、封浚（音俊）、举元恺、诛四凶”者，顺乎天，应乎人，发乎性，合乎道，非从私欲、人欲而为之也，亦即“无为”。帝舜不以得天下为喜，亦不以失天下为忧，惟尽其性分而已，故夫子谓之“夫何为哉”。

【4】夫子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正可作为“无为而治”之解。船山先生曰：“‘恭己’，修德于己也。‘正南面’，施治于民也。此皆君道之常，不可谓之有为。然则巡守、封浚、举贤、诛凶，自是‘正南面’之事”。此为正解。

“为政以德”，“道之以德”，必“修德于己”。己德不足，其所谓“为政”亦难免“不正而不自知”，又岂能以德导天下之人？是故，“无为而治”者，须修其德以凝道，譬若不“格致诚正”则必不能“修齐治平”；即使“修德”，其所修之“德”亦得之于天。

夫子所言“天生德于予”，《礼记·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皆可证“德得之于天”。既得之于天，则守而不失，充而实之，是承天之命而已，是尽己本分而已，而非自以为有德，亦非欲得天下或得名利而修之，是故，亦是“无为无不为”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帝舜已在帝王之位，则“施治于民”者，亦即其本职本分，不得不思以尽之，而非欲得天之赏赐、得民之拥戴，亦非欲永有天下、永有权位，亦是“无为无不为”。帝舜之行为，如道君所言“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总之，“无为而治”者，求诸己而非求诸人、求诸外，修己之德而尽性率性，在家则必能务于尽孝，在外则能务于尽忠，如此则无求国泰民安、天下大治而自然可臻。道君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同稀】有及之。”此与至圣独举帝舜，盖相近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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