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群友，晚上好！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算是我们这次《大学》讲座的“前言”的最后一讲，从下一周的周二晚上开始，我们就要一起来系统全面地学习《大学》全文。

今晚要讲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作为“童蒙之学”的“小学”；【2】古代“小学”形式的“变异”；【3】近百余年来的“小学教育”；【4】“大学”：要“君子”还是要“精英”。

可能今晚的讲座，要持续到九点四十五分。下面就正式开始讲座。敬请大家没有到问答时间不要插言；到了问答时间，提出您的问题。首先声明，如果是学术研究性质的问题，可能本人回答不了；所提的问题，最好是与已经讲过的内容相关的。

1.作为“童蒙之学”的“小学”：

“大学”，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那么，什么叫做“小学”呢？这有几种情况，需要一个一个地做一下介绍。

西周之前的“小学”，叫做“下庠”、“西序”、“左学”等等。“下”对应“上”，而以上为尊；“西”对应“东”，而以东为尊；“左”对应“右”，而以右为尊。因此，应该说，这些称谓都有“初学”、“次等之学”的意思，但是，不一定就是只对少年儿童的教育。

西周时期就有了“小学”这个称谓，这个称谓一般都被认为是从年龄上来说的，但是也不一定仅仅从年龄上说。那么，是从什么方面来说的呢？应该是从所学的内容来说的。

为什么说不仅仅是从年龄上来说的呢？因为从入“小学”的年龄来说，记载就不一样。《大戴礼记·保傅》、《白虎通》、《大学章句序》里说是八岁，但是，《尚书大传》又有十三岁、十五岁才入小学的说法。这不是朝代的不同所造成的。

为什么都是“入小学”，却年龄不同呢？因为每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尚书大传》说得很清楚：“十五年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者，谓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学。”也就是说，入学的年龄不是整齐划一的，结束的年龄也不是整齐划一的。

为什么说是从所学的内容来说的呢？因为《大戴礼记·保傅》里说是“学小艺焉，履小节焉”，《尚书大传》里说是“见小节而履大义”，《内则》里说是“学书计”。这都是从所学的内容来说的。

那么，“小学”所学的全部内容是什么呢？这个我们不能完全知道了，但是，朱子《大学章句序》里说：“教之以洒扫、应（硬）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个说法，应该是有依据的。

“洒扫”就是洒水、扫地之类的劳作；“应对”是说如何答应他人的呼叫或命令、如何回答他人的询问；“进退”是说进见和告别长者。需要注意的是，所要学的都是“洒扫、应对、进退”的“节”，这个“节”相当于“规矩”和“礼节”。

“小学”所学的“礼”重点是指礼貌，“乐”重点是指音乐歌曲，“射”是指射箭，“御”是指驾车，“书”是指书写技能，“数”是指数字和计算技能。这些都是从技能方面来说的，可以称之为“小六艺”。要注意的是，不仅要学习这些技能，还要学习其中的“文”。

“礼、乐、射、御、书、数”的“文”是指什么呢？世间有“事”也有“物”，一个人只知道学习“事”和“物”，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这是不能“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只有能够学习“事理”、“物理”，才能“举一反三”。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举一反三”的，所以，能学“事物”、学“技能”的，足以谋生，但是，能继续学习“大学”的人则必须要明“事理”。孔子不教稼穑、种菜，不是不知道“民以食为天”；孔子“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不是放弃这些人，只是“因材施教”而已。

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矣，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矣。”又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强迫不能懂事理、道理的人去学习事理、道理，不仅是扰乱、伤害这些人的生活，而且会使这些人对事理、道理产生误解或反感。

老子《道德经》中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所说的也是这个道理。然而，“下士闻道”会“大笑之”，这是结果，却不能事先就把人认定为“下士”、“愚人”。

那么，怎么办呢？《礼记·曲礼上》里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易经·蒙》卦辞说：“童蒙求我，匪（非）我求童蒙。”《论语》里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些都足以说明应该怎么办了。

这种不从年龄上来说的“小学”，其实也就是“童蒙之学”。其中的“童”当然是从年龄上来说的，但是，其中的“蒙”却不是从年龄上来说的。

所谓“蒙学”，也就是“童蒙之学”，或者叫做“启蒙之学”，就是让尚未懂得事理、道理之人能够懂得事理、道理的教育方式。

2.古代“小学”形式的“变异”：

当“小学”被认为只是“童学（少年儿童教育）”的时候，是一种“变异”。毕竟是否懂得事理、道理跟人的年龄并不是一致的，有的人活一辈子也未必懂得事理、道理。所以，把“小学”认为只是“童学”，相当于放弃了不懂事理的“非童子”。

当“小学”被认为只是“文字之学”的时候，也是一种“变异”。从汉朝开始，又有人把文字之学称为“小学”，是把“书”从“礼、乐、射、御、书、数”中单独抽出来，给以特别重视。这是把“小学”变得狭隘了。

《汉书·艺文志》里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周礼）》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全面，因为《周官》之中，“六书”只是保氏所教的一个方面内容。

《周礼·地官·保氏》的原文是：“保氏掌谏王，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由此可见，西周的时候，“小学”所学、“保氏”所教的，并不仅仅是“六书”，而是“六艺”的全部和“六仪”的全部，大体上与朱子的说法一致。但是，汉朝之后，因为“童蒙”入学是先学文字，这样一来，“六艺”以“礼”为先，变成了以“书”为先了。

从以“礼”为先，变成以“书”为先，又是一种“变异”。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以“礼”为先，是着重教导“童蒙”作为一个人的自立之道；以“书”为先，是着重教导“童蒙”实用之学。这种着重点的不同，意味着“教育”从“学做人”向“学技能”的转变之始。

隋唐以后，“小学”又进而成为“文字之学”、“训诂之学”、“音韵之学”的名称，这是再一次“变异”。《隋书·经籍志》中开始有此说法，这种说法和做法，不仅意味着把“教育”从“学做人”转变为“学技能”了，而且意味着再转变为“学术研究之学”的开始。

这种“学术研究之学”，进而成了《陈书·傅縡传》所说的那种使人“迷正路”的“琐屑之学”。为什么说它使人“迷正路”呢？因为这样一来，它从学习“道理”蜕变为学习“技能”，再进而蜕变为“学术”。

“术”是“小道”，不足以懂事理、物理，更难以懂道理，把“小学”的“学习”变成了“学术”。“学术”则把“学”作为手段，利用所“学”的东西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怎么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第一，《荀子》的《劝学篇》所谓“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所说的就不符合“君子”的“学习之道”；“青出于蓝胜于蓝”，从结果来说很正常，但是，求学之人力求“青出于蓝胜于蓝”，便非“君子”的“学习之道”。

第二，通过“学”去了解已经有的东西，再对所“学”的东西加以“分析”、“研究”，或者站在所“学”的东西以外去发表“评论”，或者“创造”出自己的东西去得到名利。

“学习”和“学术”有着截然的不同。“学习”是把所学的东西融会贯通到自己的思想言行之中，不把所学的东西用来谋求私利，也不追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把所学的东西当做独立于自身之外的东西。

“学习”是“学者”始终以诚心和敬意对待所学的内容，以诚心和敬意对待老师，为了让老师所传的道能够发扬光大，如果真的“胜于蓝”了，反而更会感谢所学，更会敬重老师。

而“学术”既然意在“创新”，那么，一旦“胜于蓝”，对所“学”则不再重视，有良心的“学者”可能会感谢老师，但是，也会使一些人打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幌子，对老师有程度不同的贬低，严重的甚至可能做出“欺师灭祖”之事。

尧舜以及夏商周时期的“小学”，无不用圣贤君子之道来教导童蒙；春秋之后直到满清衰亡之前，虽然“小学”的形式和内涵不同了，但是，无论如何，用来教导童蒙的，基本上还是以圣贤君子之道为主。

3.近百余年来的“小学教育”：

到了满清衰亡时期，圣贤君子之道逐渐被排斥在各级各类学校之外，逐渐用西方的学科分类和评判标准取代了中国文化的分类方式和评判标准，形成了“以西为主，中西结合”的整体格局。

出现这种格局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近两千多年的教育和治国策略违背圣贤君子之道的地方太多；其次是因为满清朝廷不得民心又正值腐败衰亡时期，而正值强大的西方列强无耻掠夺；再次是因为众多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却一时找不到其它的策略和方法。

满期末期和民国时期，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圣贤君子之道，但是，在当时基本上全国没有达到过稳定统一，而且战争不断，来自西洋和东洋的影响越来越大，就在民国三年的时候，很多地方就成立了所谓“新式小学”。

即使是“新式小学”的“国文”课本之中，中国古代经典以及文言文的数量也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部分内容是介绍西方的知识和学问，更不用说其它学科的教材了。因此，中国文化的内容越来越少，而西学的内容越来越多。

再者，“打到孔家店”的呼声高涨，国人出于爱国的雄心壮志，纷纷到西洋和东洋去寻找救国方略，所看到的是“霸道”的一时成功，所痛恨的是被歪曲篡改得不成样子的“王道”给中国带来的一时的灾难。

有鉴于此，有人提出来，要废除汉字而采用西方形式的文字，要人们不要读中国古代的书籍；为了更利于引进西学、中断中国文化，提出来要提倡“我手写我口”的所谓“白话文”，这样一来，国人也就渐渐地读不懂文言文，中国文化自然也就断绝了。

共产党没有接受西方列强的那套学说主张，而是接受了德国人马克思的学说主张，在制度和措施等实际操作方面则主要接受前苏联的做法，后来结合“中国革命实践”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共和国建立之后，毛主席在洋历一九五六年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是给我国后来的教育方针所定下的基调。

洋历一九九五年颁布的《教育法》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个教育方针，既不是中国传统的，不是西方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现在的，但是，它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组合”、“创造”出来的，其实用性很强，然而，圣贤君子之道已经基本上被否定。

“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意味着没有把圣贤君子之道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意味着对技术和技能的重视；“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意味着什么呢？

最近十几年，虽然在各级各类官方学校里，教育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但是，有一些国人却再次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一些小学、幼儿园开始开设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课程，而且有了民间和正规大学开办的“国学院”。

这是可喜的事情，但是，要使圣贤君子之道真正成为教育和治国的指导思想，要避免利用的心态，恐怕还有很大难度，还需要比较漫长的时间。

4.“大学”：要“君子”还是要“精英”？

“君子”和“精英”有什么不同？“君子”是从道德修养方面来说的。汉朝编订成书的《白虎通》里面说：“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宋朝王安石《君子斋记》中说：“故天下之有德，通谓之君子。”

洋历二〇〇二年第三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古代指地位高的人，后来指人格高尚的人。”这个解释，乍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仔细推敲，却不能不说不是没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从“古代”和“后来”这两个词来说，说“古代指地位高的人”，也就意味着大不列颠侵华之前的中国，“君子”就是“指地位高的人”，而与“道德修养”无关。这种说法当然是违背中国文化之事实的。

第二个问题是，从“人格高尚的人”来说，“人格”与“道德修养”的含义不同。这里所说的“人格”，基本上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即使说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那也不是通过学习中国文化经典而修养出来的。

用“人格”这个词，取代“道德修养”的时候，“高尚”与否也就与经典教育无关、与本心本性的修养无关了。因此，用“人格高尚”来解释“君子”，“君子”也就只是“好人”、“善人”的意思，而不是指“君子”了。

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中国文化，不能依据《现代汉语词典》以及近百年来为了“反传统”而重新编写出来的各类词典的解释去理解“传统文化”的词语，否则，我们所读的虽然是“中国文化经典”，读出来的结果却不是“中国文化”。

如果用“ABCD”解释“甲乙丙丁”，也许只是解释不通，还不至于危害“甲乙丙丁”；如果有人为了达到否定“甲乙丙丁”的目的，而对“甲乙丙丁”故意做出曲解，那么，我们用那种曲解去解释“甲乙丙丁”，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可是，百余年的“反传统”，已经使我们“习惯成自然”，好像离开了“现代汉语”就无法开口说话了，要想改变这种情况的难度非同寻常，所以，要用中国文化去理解中国文化，用符合中国文化的词语去解说经典，应该从“有意而为之”开始。

所谓“精英”，是从什么角度来说的呢？是从才能、技艺的角度来说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说是“精华”和“出类拔萃的人”。才能和技艺的提高，需要“培养”，这是一种“添加式教育”；“君子”，需要“修养”，是一种“扩充本心本性的教化”。

中国传统的“大学”，要的是“君子”，而不是“精英”。与此相联系的，是“举贤任能”，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是“自正正人”的“王道仁政”。所以，学习圣贤君子之道，修养自身而成为君子，是关键所在。

传统的中国教育，不是不教技艺、才能，但是，从“私塾”到“大学”，都是传授圣贤君子之道的场所，要学习技艺、才能的人，则采用“拜师学徒”的方式，跟随“师父”学习。即使是跟随“师父”学习，也要先教“做人”的规矩，然后教职业规矩和技能。

这种做法，是为了保证“士农工商”的顺序不紊乱。因为“士”关系到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否符合道德礼义、天下是否有道德礼义的关键所在。如果“士”得不到尊重和任用，天下的道德礼义必然会有缺失；如果没有道德礼义，那么，人类社会就形同动物世界。

“农”关系到人们“衣食住行”所需之物的来源，“工”关系到人们“衣食住行”所需之物的加工制作，“商”关系到人们“衣食住行”所需之物的交换或购买。三者都是治国所必需的，但是，道德礼义则是人之所以是人、人类社会之所以是人类社会的根本。

共和国的“大学”重新开办的时候，是培养精英的；最近十年则改为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了。培养精英，重在知识技能的学习，然后经过考核来选拔人才。与此相联系的，是“唯才是举”、“唯利是图”，是对技术和能力的培养。

当然，共和国的“大学”也是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但是，这里的“德”是从“人格高尚”的层面去说的，“智”是从“聪明才智”的层面去说的，“体”是从“肉体健壮”的层面去说的。

《大学》的“大学”，要修养的“德”应该是由“人之本性”而扩充起来的“道德”，需要拥有的“智”应该是“无思无为”的“智慧”，需要锻炼的“体”应该是充满“浩然正气”的“顶天立地”之“体”。

因此，《大学》虽然人人可学，人人当学，但是，要知道，《大学》所要教导我们的，不仅仅是“好人之学”、“善人之学”，而是“君子之学”、“大人之学”。

《论语》中有一段话：“冉求曰：‘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这是孔子告诫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孟子曰：“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意思是说，一个否定礼义而自己不讲究礼义的人，就是自暴之人，虽然言行无礼无义也不以为耻；一个喜欢仁义却认为自己做不到就不做的人，就是自弃之人，甘心像禽兽虫鱼那样活一辈子，却没有“做人”的志气。

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者，虽昏愚之至，皆可渐磨而进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愿以此与各位朋友共勉共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