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1】“信近于义”者，与人相约而守信，所约当力求近于义。相约之事，必有“合义”与“不合义”之别。所约之事合于义，则必当守信；所约之事不义，纵然守信亦无可取之处。此所谓“信”，非从“诚信”、“可信”而言，乃是从是否守“信用”而言。

“言可复”者，言语所约之事合于义，则须践约而守信；近于义之事，则可践约而守信。言外之意在于，若所约之事不义，则可不必守信。“复”者，守信而践约之义也。君子之行，必合于义而后可；若不计是否合义而行之，则非君子之道。

此非倡导不守信，乃是倡导必守义。不义而守信，则其所谓信，乃是似是而非。是故，单言“守信”，而不计于义，则非“仁义礼智信”中之“信”。“仁义礼智信”五者，“信”必本于“仁义礼智”而后成；无“仁义礼智”而言“信”，犹无本之木。

邢昺先生曰：“云‘信非义也’者，《史记》尾（音以）生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虽守信而非义也。”是故，所约之事，合义则践言而守信；非义则当知所变通。再者，城下之盟，既本非义，亦无须守约而践言。

【2】“恭近于礼”者，待人而“恭”，须以礼为准。“近于礼”，犹如“趋于礼”。既言“近”，则与“礼”有所偏离，惟有以“礼”为准，然后“恭”而不失“礼”，纵有所偏离，亦是“过失”、“失误”而已。然而，君子不以“过失”、“失误”而自辩自宽。

朱子以“恭敬”为“恭”作解，二者实有不同。“恭”偏重于貌，而“敬”偏重于心。有“敬”而后“恭”，则其“恭”不失于“礼”；“恭”而不“敬”，则其“恭”非“恭敬”之“恭”，只是貌似，乃至虚伪，此乃似是而非者而已。

朱子以“节文”为“礼”作解，何以理解“节文”？由“礼辨同异”可解。人之所以待友，人之所以待敌，两者不同，待之之法，不失仁心为同，区别对待为异，皆是“礼”也。人之所以待人，人之所以待禽兽，待之之法，不失恻隐之心为同，区别对待为异，亦是“礼”也。

“远耻辱”者，待人以“恭”，未必无耻辱，惟“恭”而有“礼”，然后能远于耻辱。“礼”必诚敬而后非虚情假意，亦必须“辨同异”而待之，然后可谓之“礼”。以待友之道待敌，非礼也；以待人之道待禽兽，非礼也；人以禽兽之道待人，亦非礼也。

【3】“因不失其亲”者，所倚靠之人，不失其可亲者。可亲之人，对众人而言，首在双亲、兄弟，君子固然须“亲其亲”而不失，然而，在此前提之下，君子知“可亲之人”在于“仁义之人”是故其所倚靠者能不失“仁义之人”，亦即所谓“贤其贤，亲其亲”。

人之所倚靠者，有君子与小人之分，有善与不善之别，若不辨仁不仁、善不善，不辨君子与小人，则可谓所亲而非其人。所亲而非其人，则终究不能有所依靠。是故，可亲者非惟其亲人，而必当亲仁而近贤，如此方可。

“亦可宗”者，能知可亲可近、可依可靠之人为其亲人、仁者，则亦可知所应归之宗。固然，能见贤思齐焉，然后能“成贤”；能知“贤其贤，亲其亲”，虽未必能“成贤”，但终究能知所应归之宗。“宗”者，或如“祖宗”之宗，或为“正宗”之宗，是诚可依托者。

人而不能“认祖归宗”，则终究是漂泊流浪之人，遇风雨灾难则何处托身？人而不知“正宗”何在，则是非不辨、正邪难辨，如盲人摸象，若无向导而行于陌路，难免有误入歧途之时，乃至迷途而不知多返。如此如此，岂不可悲可叹！

【4】朱子曰：“此言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不然，则因仍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何谓也？言行交际，须知其始，由始而至于终，换言之，此章所言，在于人之始终当坚守者，一旦失之，则必有不尽之悔恨。

欲践其言之所约而守信，必当准之以义，不可单求于守信而不知义；恭以待人，必当准之以礼，不可一味而求恭；所能依靠之人，必当准之以可亲之仁者，不可不辨是非善恶。准之以义，而后其信近于义；准之以礼，而后其恭近于礼；准之以可亲之仁者，而后可以得其所依。

此章皆言“可”者，以其惟能“近之”，而尚未足以达之。以其“信近于义”，故所约之言可以践行之，而有所未必也；以其“恭近于礼”，故可以远离耻辱，而未必无耻辱也；以其“因不失其亲”，故可以知归其宗也。虽未足以达之，然而，失之则必有悔也。

1.14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1】人生于世，生存必赖于饮食，是不可不饮食也。然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是否有人之心性，是否所言所行是否合于仁义、礼义。生而为人而不仁不义，不知礼义，则终生蒙昧，浑浑噩噩，不知何以生为人，不知何以成为人。是故志于仁者，非不饮不食也，而志不在饮食。

人生于世，无不欲安，圣贤君子之志，在于人人可安，而非惟但求己身之安。志于学者，学安身立命也；志于仁者，志在人人能安也；志于道者，指在天下无不安也。是故惟求己身之安，则置他人于不顾，置天下于不顾，必非君子之道也。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重在“无求”。“无求”者，“不求”之谓也。求饱求安者，则志不在仁，而在于私欲。有此私欲横亘于心，平时则未必见其不善，而一旦有不能饱、不能安之时，则常于“仁义、礼义”与“饱安”中择“饱安”而舍“仁义、礼义”。

学习君子之道者，志在学习礼义、仁义，而成就礼义、仁义，不求于饮食之饱、生活之安，而非求不饱、不安，无暇顾及饱与安而已。君子于义之所在，生死尚且置之度外，得失在所不惜，何况于饱不饱、安不安？惟有如此，方能成仁取义。

【2】“敏于事”者，有事则行之，不敢懈怠拖延。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迎迓贤者之事，不敢稍有怠慢也。人所遇之事，必有喜与不喜之别，君子不论自身之喜与不喜，义之所在，则敏捷而行，唯恐有误。误事则必误人，君子不为也。

人有所喜之事，常急于求成，非敏也。人有所不喜之事，常滞后而延迟，乃至能拖则拖，是故朱子谓“勉其所不足”也。且不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须知今日有今日之事，明日有明日之事，若滞后而拖延，则可能误事误人，悔之晚矣。

“慎于言”者，一言一文，不可不谨慎也。古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之说，谓言既出，则永无追回之可能，犹如“覆水难收”。信口开河、信口雌黄者，不足论矣。“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者，常欲多言，然而，不知正道者，所言愈多，误导愈多。

《周易·系辞传》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 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投一石于水，其波所及，可至于无边无际，惟愈远愈微而已，非绝无所动也；一言之出，或善或恶，或正或邪，声波所及，亦至于无边无际，惟愈久愈弱而已，亦非绝无所及也。古云“文以载道”，陈寅恪先生曰“吾侪文章关天下”，岂敢不慎言哉！

【3】“就有道而正焉”者，学习君子之道者，志行君子之道者，必当就教于有道之人，且以此正己之偏差错谬。问道于盲，所问徒劳；问道于小人，所得必是小人之道；问道于君子，所得方是君子之道；问道于圣贤，可免异端。故问道必就有道而问焉。

所谓“有道”，谓“有道德者”。问道于由道者，则能明是非；问道于有德者，则能知善恶。人之遇事而不知何以处之，则有问；人之遇疑而不知何以解之，则有问。然而，人之遇是非善恶之难辨者，若不知就教于有道者，惑矣。

尝闻真一道子先生曰：“古之人不耻下问，今之人非惟耻于下问，亦多耻于上问。”有道者之位有上有下，而“问道”非“问位”，何以位之上下、年之先后而分别乎？耻于问者，非知耻之人，乃是自高自傲者、虚荣浮华者也。

问道而不诚不敬，不足论矣。有道者告之以道，勤而行之者，是能自正之人；半信半疑者，自是之人；驳斥讥笑者，是无知之人。唯有闻正道而能勤而行之，方能正己之偏差错谬，复归于正道，且能日益近道之人。半信半疑，则无诚敬可言。

“就有道而正焉”，所正者，己也，非正他人之谓也。同学、朋友，可谓之“交流”；“就有道”，不可谓之“交流”，必以请教之心，方能自正。告之以道而弗行，徒然讲论于人，或束之高阁，则无所益而有所害矣。

【4】此章所言“好学”，乃是从“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四者而言，“求饱求安”，小人之心也，小人如此，无可厚非，而君子不然。“敏事慎言”，人皆应如此，而君子之所必遵；“就道而正”，乃学君子之道者所必然。

朱子引尹氏之言曰：“君子之学，能是四者，可谓笃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于有道，未免有差，如杨墨学仁义而差者也，其流至于无父无君，谓之好学可乎？”是故，所谓“好学”，首在“笃志力行”，舍此不足以谓之“好学”。

志在“饱安”，则志不在“学”，若学而足以得“饱安”，则必废学而享其“饱安”，如此者，所“好”在于“饱安”，何可谓之“好学”？“志”在于“学”，且能“敏行慎言”，则可谓之“笃志”；“就有道而正”，方可谓之“力行”。

即使所谓“好学”者，其所“学”亦有“正偏”、“正邪”之分。或有“好学”墨子、杨朱之人，或有“好学”《韩非子》、《厚黑学》之人，若不“就有道而正焉”，则愈“笃志力行”而愈偏离正道，而可谓之“攻乎异端”，其误其害随之而愈甚。

人世之间，必有“正偏”之学，亦有“正邪”之学，学者必学之于人世之间。能知正道之正，然后偏邪可以明辨，而知是非善恶之准则，从而至于“近墨”而不“黑”、“在淤泥而不染”。如此“成德之君子”，方可担当“齐家”、“治国”之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