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旧址》本身来说,以或者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可以算得上是纯文学。在国内对于纯文学有这样一种理解：在文学家中有一小批人，他们不满足于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层次，他们的目光总是看到人类视界的极限处，然后从哪里开始无限止的深入。写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断地击败常套“现实”向着虚无的突进，对于那谜一般的永恒，他们永远抱着一种恋人似的痛苦与虔诚。表层的记忆是他们要排除的，社会功利（短期效应的）更不是他们的出发点，就连对于文学的基本要素——读者，他们也抱着一种矛盾态度。自始至终，他们寻找着那种不变的、基本的东西，（像天空，像粮食，也像海洋一样的东西）为着人性（首先是自我）的完善默默地努力。这样的文学家写出的作品，被称之为纯文学。实际不尽然，“谎言去尽之谓纯。”文学作品中能把政治谎言、道德谎言、商业谎言、阶级秩序谎言等愚民性质的谎言去尽才是真正的纯文学，否则只能算是谎言文学。同时，纯文学概念形成于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历史对人类审美经验的反复锤炼。时间担任了公正的裁判，对自有写作以来的文字性文本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将大师和杰作汇聚于一个平面，有如一道连续的风景，连接着人类的审美意识和判断力。
而《旧址》则是李锐在文革结束后90年代写的。作为与莫言并列被马跃然称为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李锐一直试图去寻找苦难——这个人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苦难作为一种人类的遭遇和一种深切的体验，一直是整个20世纪艺术家一直困扰的一个问题。人类只有经历艰辛、苦难，在不断地困难中存活下来，才可以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在《旧址》中，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苦难矛盾之处，尤其是在看到这个李氏家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存活、延续而不断绝却命绝于文革之时，你会发现苦难的意义。苦难的极致是死亡，人只有经历死亡的时候才会绽放出最美的光芒。比如，冬哥，一个不起眼的担水人，在那个夏天，被一个女人用眼泪和鲜血超度后，变成了男人。当这个男人在李家直系血脉在遭受迫害，而义无反顾的去救人时就已经升华了。一辈子不惹人注目，但是当面对死亡的威胁时，变展现了人性的伟大。苦难的极致是死亡，而这个经历苦难的男人本可以不用去感受这苦难的极致。可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当你的生命和尊严被无节操的践踏，你会如何选择？是追求内心深处的呼唤还是随波逐流于无理性的时代。就像，当人类面对着战争、政治压迫、天灾人祸的时候，你又将何去何从？海德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死亡绽露最为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只要生存着，它变已经被抛入了这种可能性”因此，在这种可能性之中，死亡便是最后的归宿。就是在这种归宿中，李锐用其独特的视角，向人们讲述着他内心深处的那种悲天悯人的独特历史情怀。
作为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文坛的一位标杆性人物，李锐一直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在写作，无论是此次的《旧址》还是《后土》亦或者是银城系列小说，似乎都在向广大的读者传达一个主题，即站在人性的高度上，用全人类的目光去审视这个世界，去审视世间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而这种的写作高度，也决定了这种作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