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次说到“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的时候，我们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为何这里只是说“民从之”？第二，为何不说“臣从之”、“官从之”？第三，为何这里所说得尧舜、桀纣都是“君”，却不直接说“君帅之”？下面先说第一个问题。
【7】说文解民为众萌，草木发芽待长成。民从尧舜行正道，桀纣迫诱使民从。
为何说是“民从之”？因为这里的“民”是相对于“君臣”而言的，如果君臣以“仁让之道”来行“政令”和“教化”，则“庶民”便顺从“仁让”之风；
如果君臣以“贪戾之道”来行“政令”和“教化”，则“庶民”也会顺从“贪戾”之风，好比“君臣”如果“拿大家”，那么，“庶民”也会“大家拿”。
当在“君臣”之位的人，制订出“发家致富光荣”、“计划生育光荣”这样的“国策”的时候，必然通过“政令”去落实它，通过“教育”去普及它；
久而久之，“庶民”就会认为，就是应该“发家致富”，就是应该“计划生育”，即使是当初大力反对的人，到了此时，听到有人对此有异议，也会感到难以接受。
难道“发家致富”、“计划生育”不对吗？如果从一时、一国的利害来说，似乎可以说“对”；然而，一时之利却隐含长久之害，一国之利可能隐藏人类之害。
为何会如此？因为这是以“利害”为“标准”来衡量“对错”，而不是以“仁义”为标准来衡量“是非”。“君子喻于义”，因此，以“利”为标准，则非“君子之道”。
难道“发家致富”、“计划生育”没有“道理”吗？可以说“有理”，却不能说“有道理”。因为“有理”之“理”是人“思考总结”出来的，“道理”之“理”是从“道”而来的。
顺便说一句，至圣孔子所传之道，道君老子所传之道，佛祖释迦所传之道，都是“道”而不仅仅是“理”，更不是“学说”、“思想”、“哲言”。
当在“君臣”之位的人，制订出“遵德守礼”、“仁义谦让”、“孝悌忠信”这样的“国策”时，必然也通过政令和教化，来落实和普及它；
久而久之，“庶民”就会明白“无德无礼”就不像个“人”，就会明白“竞争骄傲”不是“人”应有的做法，就会明白“不忠不孝”是可耻的行为。
为何“庶民”像“墙头草”一样这么容易“随风倒”？因为“民”本来就是“众萌”，也就是说，“民”就像刚刚刚刚发芽的众多草木。
《说文解字》说：“民，众萌也。”这不是诬蔑“劳动人民”。“庶民”之“庶”，是从“众多”而言；“黎民”之“黎”，与“萌”相似。
“黎”是尚未见“日”而只是略见“日光”的时候，当此之时，人们可以看到周围的环境，但看不清，也看不远；要看得清、看得远，需要借助于他人。这就是“黎民”的情况。
众人如刚刚发芽的草木，虽然已经是草木，却还无法作为“有用之才”，更无法作为“栋梁之才”；不过，未来的“有用之才”和“栋梁之才”都在其中。
学习“君子之道”的人，身在“君臣”之位的人，都应该知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都应该知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道理。
“民众”虽然如“众萌”，但是，“萌”字“从艸【草】，明声”，其中的“明”字需要我们多加注意，我们可以从《大学》开篇的“明德”来理解。
每一个“民”，都生来就具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有“善性”，只是自己不知而已。
因此，需要通过“政令”而保护“庶民”，使之不受任何伤害；因此，需要通过“教化”而使之知其“良心”、“善性”，并知到“学习”、“修身”。
如果所学所习的只是“知识技能”之学，而不是“天人之际”、“良心善性”之学，那么，即使是成了“院士”、“博导”，即使身居“君臣”之位，也与“民”无异。
如果“修身”没有达到“身修”的程度，那么，如果身居“君臣”、“师尊”之位，遇到更大的诱惑或威胁而失去“正心”，其危害比身在“民”位之人不知会大多少倍。
所谓“民风淳朴”之时，就是“庶民”虽然不知自有“良心”、“善性”，而其言行自然而然，不违背“良心”、“善性”之时。
按段玉裁先生注，称“民”为“萌”，是自古如此；汉朝之时，大体也是如此；但是，后人误改用“氓”，又改用“甿”。
“萌”、“氓”、“甿”三个字的读音都是“盟）”。那么，称“民”为“萌”是何义呢？《说文解字注》说：“萌犹懵懵无知貌也。”是由良心善性而不知，是遇大是大非而难辨。
称“民”为“氓”，是指流亡在外、客居他乡之民，侧重于“居无定所”‘“职无定业”之人，甚至是“无业游民”。称“民”为“甿”，则是指失去田地之民。
段玉裁先生说：“民、萌异者，析言之也。以萌释民者，浑言之也。”因此，“民”与“萌”之义最接近，而与“氓”和“甿”则疏远，只是后世误认为后者更接近。
当然，“民”有“愚民”、“庶民”、“良民”、“公民”、“人民”、“天民”之别，我们对此不多说了，需要再说一点的是，君臣民之德与位。
大道行于天下之时（太平世或大同世），有德之人则各得与其德相应之位，如尧舜之时；天下有道之时（升平世或小康世），有德之人致力于道德政教，如文王周公之时；
天下无道之时（据乱世）之时，有德之人致力于救助因为“德位不配”甚至“德位颠倒”，而造成的混乱危亡。
从已经在“君臣”之位的人来说，以“仁让帅民”，落实在“政教”上来说，就是以“四书”、“六经”之道来指导“政教”，此即“尧舜文武之道”，“民从之”而入道。
如果是以“贪戾帅民”，体现在“政教”上来说，轻者是对经典所载之正道“若存若亡”、“半信半疑”，或篡改歪曲，用以谋求、维护私利，
重者则嗤笑大道、自以为是、背道而驰，此即“桀纣幽厉之道”。如此背道而驰的“道”，为什么会有“民从之”呢？
因为桀纣幽厉之类的人，必然通过“政令”而对庶民威逼利诱，必然通过“舆论宣传”而以旁门左道、歪门邪道诱导庶民，所谓“民从”，不是受骗就是被迫。
民从尧舜，是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之道，即使不能达到，也是正道；民从桀纣，是祸国殃民、天下大乱之道，即使不如桀纣，也是悖道。
【8】臣道在于守道义，官员得位尽其能。尧舜桀纣同君位，其德其行绝不同。
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个问题：为何不说“臣从之”、“官从之”呢？因为“臣”与“官”不同，“臣”、“官”二者也与“民”不同。
为何如此？因为“君臣民”是一个“级别”，相当于一个人的“首（首脑）”、“股（股肱）”、“体（躯干）”三部分。
在《连山易》的六十四卦象之中，“崇山君”对应《周易》之“乾卦”，“伏山臣”对应《周易》之“坤卦”，“列山民”对应《周易》之“震卦”。
在六十四卦之中，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八个卦属于“经卦”，其它五十六个卦则属于“别卦”。
《连山》的“君臣民”三卦，都属于“经卦”，而对应《周易》的“天雷无妄”的“君民官”一卦，则属于“别卦”。因此，“君臣民”与“官”不是一个“级别”。
“崇山君”和“伏山臣”对应“乾卦”和“坤卦”；“乾卦”和“坤卦”分别体现“天道”和“地道”；“大道”通过“天地之道”体现，“人道”通过效法“天地之道”达成。
从“天地人”来说，天在人之上，地在人之下，人在天地之间；从“君臣民”来说君在民之上，臣在民之下，民在君臣之间。
从“天地人”来说，人道不偏不邪，则不会扰乱天地，因此，关键在于人类是否符合“人道”。如果“人”不行“人道”，便是“自作孽”。
从“君臣民”来说，三者无不合“人道”，才能不扰乱天地之道，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做什么？使自身的“心思言行”无不合乎“良心善性”；自身的“心思言行”无不合乎“良心善性”，然后能符合“人道”。
然而，在“君臣民”之中，如果在“君”位者不仁无礼，则无“君”之德，其人也只不过是“尸位素餐”者，甚至是“独夫民贼”。
不仁无礼之人身居“君”位，即使是有在位之“臣”，也往往会因为“臣”之“忠言逆耳”而被嫌弃，并使之受到奸佞的排斥乃至迫害。
何谓“臣”？《白虎通》说：“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也。臣，坚也，厉志自坚也。”“君”何以使“群下归心”？“止于仁”，有“道”有“礼”而已；
“臣”之“厉志自坚”是何志？“志于仁”。“臣”所要坚守的是什么？“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坚守“道义”而已。
《论语》中有“大臣”、“具臣”之分。“大臣”是臣之尊者，“具臣”是臣之卑者。“大臣”之尊，在于德行更能坚守道义；
“具臣”之卑，在于多“从于君”，然而，是否“具臣”就必须事事顺从于“君、”呢？孔子说：“弑父与君，亦不从也。”也就是说，“具臣”也必须有所坚守。
《孟子》中有“贵戚之卿”和“异姓之卿”的区别。这里所说得两者都属于“大臣”范围。然而，两者的不同之处何在？
“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前者所必须进献谏诤之言，是在“君”有“大过”之时；如果反复进献，而“君”不听从，那么，就可以改换身居“君”位之人。
后者只要“君有过”就应该进献谏诤之言，不一定是有“大过”；如果反复进献，而“君”不听从，就应该离开此“君”，也就是离开“臣”之位。
两者的相同之处何在？在于无论是“贵戚之卿”，还是“异姓之卿”，改换身在“君”位之人，必须合乎“道义”，必须符合“仁义”。
据此，我们可以说，只要是“臣”，就是要坚守道义，所谓“为人臣，止于敬”，也就是因为唯恐违背道义而不敢丝毫苟且。
《易经·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因为“九三”是“臣”中“三公”之位，其义当然也可以作为“臣道”的标准。
那么，“臣”与“官”有何不同呢？“臣”是从“德位相配”的角度上来说的，而“官”却只是从“位”与“事”上来说的。
也就是说，“官”的意思是，接受任用和指令，去负责管理某些人、某些事的人。不过，有时候也用来指专管某些人、某些事的官署。
从所指的“人”来说，如果其人坚守道义，那么，身在“官位”也可以称之为“臣”；如果根本不考虑“道义”，那么，虽然在“官位”，也与“民”无异。
那么，“官”对“君”究竟“从不从”？有的“官”会从，有的“官”不会从。而“臣”，则“从道不从君”。若说是“从尧舜”，只是“从尧舜之道”，绝不会“从桀纣之道”。
由此来说，“臣”是“举贤”之事，“官”是“任能”之事。如果只有“官”而没有“臣”，那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斗筲之人，何足算哉！”
明白了以上所说的那些以后，第三个问题就好明白了，所以，不再另列小标题了。第三个问题是：为何这里所说得尧舜、桀纣都是“君”，却不直接说“君帅之”？
首先，因为尧舜与桀纣虽然都在“君”之位，但是，两人却截然相反。尧舜是有“君”德、行“君”道的“一人”，不仅合“人道”，而且贯通天地之道。其起点在于“仁”。
桀纣却是无“君”德、行“君”道的“一个人”，是只知有“我”而不知有“人”的“一个人”，更不要说天地万物了。其起点在于“不仁”。
两者无法同日而语。尧舜，其道、其德、其功远远高于“君”，因此是“圣王”；桀纣，其道、其德、其功远远不及一个“凡夫”，因此是“独夫民贼”。
本来是想要今晚简单说明上次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之后，再把“其所令反其所好（浩），而民不从”学完，可是，没想到，就那几个问题就写了这么多，只好等下次再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