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群友，晚上好！上次我们学习的是“天子以修身为本”，今天接着学习“庶人以修身为本”。欢迎一起学习。
我们先复习一下原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博），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1】天子位高而权重，一言一行关苍生。修身不够难明辨，纵不昏聩亦平庸。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之中，为何先说“天子”而后说“庶人”？因为“天子”是一个国家之中职位最高的人。人微则言轻，人高则言重。
平民百姓的一句善言、一件善行，可以泽及数人；官员的一句善言、一件善行，可以泽及一方；天子的一句善言、一件善行，可以泽及万民。
同样道理，恶言恶行也是如此。夏桀商纣无道，于是，奸佞受宠，贤人受害，百姓遭殃，引发天下大灾大难。
夏桀商纣自己也不愿意“亡国丧身”，恰恰相反，他们比任何人都想要让自己永远当天子，自己的国家永远不会亡，就像秦始皇要成神仙、传万世一样。
其实，夏桀商纣也不是一开始做“君主”的时候就那么邪恶，只是私心和欲望作祟，而且拒绝任何劝谏，所以，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邪恶的深渊。
古今中外，达到夏桀商纣那种程度的“君主”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的君主是平凡或平庸的。他们为什么平凡或平庸？
他们已经身居“天子”之位，为什么没有成为尧舜、禹汤、文武？为什么没有成为汉武、唐宗、宋祖？原因在于其德行不够。
德行不够是什么意思？难道不就是“格致诚正”的功夫不过关吗？汉武、唐宗、宋祖的德行也不算高，可是，因为能任贤、从谏，因为能知过而改，才不至于平凡平庸。
德行不够，则会见“道”而“若存若亡”，岂能“遵道宗经”？如此一来，便是自己断绝了修身之路；如此下去，则必然见事不真、见道不明，于是，忠奸不辨、是非错乱。
在此情况下，他们自己所认为的“任贤”，即使不是奸佞，恐怕也是小人；他们自己所认为的“从谏”，即使不是谄媚欺诈之言，恐怕也是阿谀奉承之言。
君子有“修身”的功夫，尚且要“谨言慎行”；身在“天子”之位，却没有“修身”功夫，即使“谨言慎行”，也难免“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因为“天子”没有“格致诚正”的功夫，因此，即使毫无恶意，即使出于好心，恐怕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难免像“小人”一样“喻于利”，亦即“以利为利”。
“以利为利”，能使国家百姓富强一时，就是在富强之时也不顾道德礼义，一旦遇到灾荒战乱，不仅会迅速失去已有的富强，而且后果不堪设想。
谋利之君，必重能人，而谓君子为迂腐；谋利之君，必求速达，而“欲速则不达”；谋利之君，必重赏罚，而赏罚无益于德行。
孟子说：“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2】今日在位之天子，本是往日之庶人。德如舜禹成天子，虐似桀纣是罪人。
“天子”是“人”，“臣民”也是“人”，从这一点上来说，君臣民只是职位、责任的不同，只要生而为“人”，就应该“修身”。
何况，“天子”并非生来就是“天子”，也不能保证终生都在“天子”之位上。在天下有道的情况下，“天子”之位必然是“德高者居之”。
天下无道之时，比如战国时期，嬴政虽然无德，更无“救民于水火”之心，却竟然以霸道而得以身居“天子”之位；
嬴政何尝遵从天道、天命？他自认为“功德”远在“三皇五帝”之上，因此，自称“皇帝”，把“朕”字列为他所专用的“自称”之辞，是乱天下而已。十年而乱，十五年而亡，不亦宜乎？
“皇帝”与“朕”，都是自高自大之称，后世两千余年的君主，竟然沿用此称而不自知，因此，两千余年的君主，没有一位能成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那样的“圣王”，不亦宜乎？
孟子说过：“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帝舜和夏禹，本来都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也就是所谓的“匹夫”。他们之所以能拥有天下，并非他们自己有意去追求，更不是有意去争夺，首先是因为他们有符合天道的德行修养，同时还要有天子向上天举荐。两者缺一不可。
所以，孔子仲尼因为处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之时，已经“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了，也就没有天子向上天举荐，虽然德行修养无愧于帝舜和夏禹，却不能拥有天下。
继承“受命天子”之位的君主，因为“受命天子”对天下有大功大德，只要这些“继位之君”还能秉承“受命天子”的规矩，能守住天下，上天也不废掉他们。
比如夏启、商朝的太甲、周成王等等，虽然他们的德行修养不如伯益、伊尹、周公，当仍然能登上天子之位，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伯益、伊尹、周公不能拥有天下。
但是，如果违背天道、违背受命天子的教训，虐民害无而失去民心，就像夏桀、商纣那样，那么，上天也就会废掉他们。
像夏桀商纣那样，不仅上天废掉了他们的“天子”之位，而且在此之后，即使他们想要做一个“庶人”也不可得，却成了千古罪人。
【3】人之所患非无位，所重在于修己身。君子三乐非关位，志在道义以安民。
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在这里，孔子没有在前面加上“君子”二字，意味着此话不仅仅适用于学习君子之道的人，而且适用于所有人。
有必要为职位而担心吗？如果我们为此而担心，实际上也就是在为名利而担心，因为我们把这个“位”理解成了是否有权有位，或者理解成了是否有财、是否被人羡慕，或者理解成了是否有名、是否能得到荣誉和奖赏。
怎么才能能不为职位担心呢？如果能认识到自己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一个“位”上，认识到只要我们还活在人间就必然拥有这个“位”，即使是将来死了也不是没有自己的“位”，那么，就不会担心有没有“位”了。
应该担心的是，我们靠什么在这个“位”上。从古到今，从中道外，每个人所处的“位”都不可能相同，即使是貌似相同的，也因为“时”不同而有“位”的不同。
做君主、做臣子、做庶民都是“位”，做父母、做子女，都是“位”；做士人、做农夫、做工匠、做商贾，都是“位”；甚至做乞丐也是“位”。
“位”也就是人所立足的时间和空间构成的那一个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位”，同一个“位”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人。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个“位”上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我”在君之位，就要使自己有君所应有的德与能；
“我”在臣之位，就要使自己有臣所应有的德与能；“我”在丈夫之位，就要使自己有丈夫所应有的德与能；“我”在妻子之位，就要使自己有妻子所应有的德与能。
德行必然有层次的不同、境界的高低，技能必然有大小之别、专长之分。身居上位之人，应当致力于使树下的人各得其所、各尽所能。
圣贤君子不担心有德有能却不得其时、不得其位，而担心一旦得其时、得其位时是否能有其德、有其能。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这里所说的“乐”，是发自内心、内外一致的自然之“乐”，而不是由外在事物引发出来的“乐”，所以，也就不会因为外在事物而“改其乐”。
庶人修身，可以成为君子；君子所乐的事情，不是得到天子、大臣之位，不是得到名利。所以，君子可以在君之位，如帝尧、帝舜；可以在臣之位，如伊尹、周公；可以在民之位，如孔子、孟子。
君子所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是第一乐，这是“亲亲”的体现。对家人没有亲情，那么，对他人怎会有“仁爱”呢？即使是善待他人，必然是对人有所求，或有所畏。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第二乐，这是“独善”的体现。自身无论身处何时，无论身居何位，一切心思，一切言行，无不出自良心，无不凭借良知，还有什么愧怍？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第三乐，这是“兼善”的体现。自身之善，难以广大，难以为继。“天下英才”是谁？可以是君，可以是臣，可以是民，可谓“有教无类”。
这里所说的“教育”，不是“好（浩）为（围）人师”，因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因为“童蒙求我，匪（非）我求童蒙”。
孟子说完之后，又重复了一句“王天下不与存焉”，这是强调之意。因此，君子之行，在于使天下有道，使百姓安宁，但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任何“高贵之位”。这也就是《礼记·中庸》所说的“君子素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4】大舜本是一庶民，修身升做臣与君。设若闻其父杀人，可弃其位不弃亲。
曾经几次看到有人说过类似的话：经典之中所说的，不是“君”就是“臣”，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读之何用？动不动就是“君子”如何如何，我根本不是那块料，我只想做一个“真小人”。
这种说法，孔子称之为“画”，亦即“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今人称之为“不求进取”；孟子称之为“自弃”：“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只要我们已经生而为人了，就都可以“修身”，即使我们根本不识字，也不是不能“修身”。想不想“修身”，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修身”到什么程度，是“天命”之事。
孟子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颜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大舜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本来只是一个庶民，甚至远远不如我们。我们的父母曾经想过要像大舜的父母那样杀掉我们吗？我们的兄弟姐妹曾经想过要像大舜的兄弟那样杀掉我们吗？恐怕没有一个比大舜的处境更不好的吧？
在那么极端恶劣的家庭环境下，大舜仍然不改其“孝悌之道”、“忠恕之心”，而能“克谐以孝”，为什么大舜能做到？因为大舜的孝悌忠恕，不是来自于外，而是发自于内。
大舜被迫离开父母兄弟，而耕于历山，所到之处，乡邻无不向善，因此，名闻于天下。据《书经·尧典》，帝尧在天子之位七十年之时，使四方诸侯（四岳）举荐贤人，为民择主。
“四岳”认为在位的诸侯之中，没有人具备做天子的德行，于是，举荐了身在民间的大舜。帝尧也早有耳闻，因此举荐于天。
帝尧当然不能直接使大舜接天子之任，而是使十位男士跟随大舜，使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大舜，一方面是使他们向大舜学习，另一方面则是对大舜的考察。
据《书经·舜典》，后来，帝尧又使大舜担任教化之官，而教化成功，即“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继而使之总理百官，而百官和顺，即“纳于百揆，百揆时叙”。
之后，使之掌管外交，而邦交和谐，即“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以上做法，可谓臣民已经接受了大舜。
事情并未结束，帝尧还让大舜大大山大泽之中，处于“烈风雷雨”之中，大舜也没有迷路，此即“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可谓上天已经接受大舜。
经过如此“察其言、观其行”之后，使大舜“摄位”三年，然后，大舜才以“禅让”方式，登上了天子之位。
大舜的一生，从庶民之位而升为臣子，又从臣子之位而升为天子，所凭的是什么？自身的德行而已。德行从何而来？来自本心本性的修养而已。
帝舜的德行修养，使帝舜不因父母兄弟要杀他而改变；帝舜年龄到了五十岁，对父母的孝心孝行不因年长而改变；帝舜的善心善性，不因为民、为臣、为君的地位高低而改变。
即使是帝舜已经身在天子之位了，也不把“天子”这个人间最高贵的地位放在心上，因为帝舜内心根本没有名利地位的私欲，所以能“得其位而不以为喜，失其位而不以为忧”。
曾经有位名叫桃应的人问孟子：“大舜做天子的时候，皋陶（高摇）担任掌管刑罚之官，如果大舜的父亲瞽叟杀了人，那会怎么办？”孟子说：“抓住瞽叟就是了。”这是皋陶的职责所在，是执法的必然。
桃应再问：“这么说来，帝舜不去制止皋陶吗？”孟子说：“帝舜怎能去制止呢？只能接受这个事实而已。”这是说，天子不能阻止臣子执法，不能徇私枉法。
桃应又问：“要是帝舜先得知了父亲杀人了，帝舜会怎么办？”孟子说：“在帝舜看来，放弃天子之位，就好比是抛弃破烂的鞋子。帝舜悄悄地背起父亲逃走，在偏远的海滨居住下来，终身也会欣然而乐，忘记天子之位。”这是说，帝舜之仁善，帝舜之孝心，不会因为任何外在事物而改变。
大舜作为一个人，能修身如此；我们跟大舜一样，都是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此修身呢？如果不修身，无论是身在庶民之位，还是身在君臣之位，能禁得起诱惑与威胁吗？
【5】善法以仁为前提，不顾人情非善法。法律需要合情理，父子相隐无过差。
顺便说一句，上面所说的帝舜“悄悄地背起父亲逃走”的事情。很多人认为，这是破坏“法制”的做法，因为“法不容情”。怎么看待此事呢？
皋陶执法，不能因为瞽叟是帝舜的父亲就枉法；帝尧不能因为自己是天子，就放弃父子亲情。因此，帝尧“窃负而逃”，是亲情，是人之常情。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制订法律法规，不可不事先考虑到“人之常情”，而应该考虑到“合情合理”。如果离开乃至违背“人之常情”而制定法律法规，那么，所制订出来的绝非“善法”。
据说，当初曾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韩国，所制订的法律中规定，同样是“包庇罪”，如果是有血缘亲情的人，犯了包庇罪则从轻判决；如果是没有血缘亲情的人，犯了包庇罪则从重判决。
怎么决定“从轻”还是“从重”呢？在法律法规之中事先规定好，而不是由法官随意根据情况更改。
假如是皋陶的父亲杀人了，皋陶应该怎么办？“合情合理”的做法，就是皋陶“窃负而逃”。如果皋陶的父亲被人抓住了，送到皋陶面前，皋陶需要“回避”。
为了避免“人之常情”和“法律法规”的冲突，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回避”制度。小说和戏剧之中有“包公铡亲侄子”之事，百姓看了之后觉得很佩服包公。
其实，这种处理，是小说和戏剧作者有意如此安排剧情，以便更加令人“动情”，增加作品的“感染力”，以此赢得更多的读者或观众而已。其实，这种处理，违背人之常情的。
与此相关的经典论述，还有“父子相隐”。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也是照顾到了“人之常情”的做法。
那么，在法律上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在中国历史上的解决之法是，法律规定，不允许父子之间，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为另一方做证人，这就是“合情合理”的规定。
由此还可以联系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近百年来，也遭到了许多批判，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限于篇幅，我们下面另设一个小题目来说一说。
【6】古云刑不上大夫，士可杀而不可辱。古云礼不下庶人，以礼教之以法补。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个说法出自《礼记·曲礼上》，《正义》解释说：“为其遽于事且不能备物；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
下面我们根据《礼记正义》的注疏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礼不下庶人”呢？因为庶民百姓各有各的事情要做，如果要求他们按礼而行，则会给庶民百姓造成负担而影响他们做事；而且庶民百姓也难以把行礼所用的祭品和礼器完备，如果不完备，则有亵渎神灵之嫌。
为什么“刑不上大夫”呢？因为“士可杀不可辱”，即使大夫之类的官员犯法了，也要给他们保留一点尊严，不让他们当众受辱；但是，也不是对犯法的官员不加惩罚，或者惩罚比庶民百姓较轻，而是有专门的官员和专门的“八议”条文加以审判裁定。
“八议”是什么呢？疏中说：“议有八条，事在《周礼》，一曰议亲之辟，谓是王宗室有罪也。二曰议故之辟，谓与王故旧也。三曰议贤之辟，谓有德行者也。四曰议能之辟，谓有道艺者也。
五曰议功之辟，谓有大勋立功者也。六曰议贵之辟，谓贵者犯罪即大夫以上也。郑司农云：‘若今之吏，墨绶有罪，先请择’者，案汉时墨绶者，是贵人也。七曰议勤之辟，谓憔悴忧国也。八曰议宾之辟，谓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后也。”
我们看看注疏，就可以知道，此语反映出来的是对人之道德、功绩、才能的勉励。对庶民的要求相对要宽泛一些，其中体现着对庶民的尊重，因为他们有日常事务要做，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礼仪，只要懂得最基本的礼仪也就可以了，到特殊情况下，可以临时用士礼。
我们要清楚，用刑法来要求庶民，但对庶民来说，刑法只是道德底线，如果没有犯法，则刑法形同虚设，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更何况任何庶民只要通过修养与学习，能够达到“士大夫”的要求，就可以进入到士大夫的行列之中。对于士大夫来说，他们本来就是经过了系统而专门的学习和培养的，对他们的惩罚有特殊的程序，即“八议”，其目的是为了鼓励庶民通过修养来达到士大夫的标准，体现为敬贤重功之意。
要知道，他们如果犯法，不是不追究，也不是不惩罚，也不是从轻处罚，只是追究、处罚的方式不同而已。只是对庶民可以在公开的地方行刑，而对士大夫则采用赐死的做法。
莫非让已经有了修养的人也当众被处死才算公平吗？因此，我们说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做法，是西洋的“法律”远远不及的。
【7】修身所重在学习，读经齐贤志不移。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论语》的首篇首章首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修身”要从“学而时习之”开始。其实，不就是“格物”吗？
荀子之说，虽然不合于儒学正道，但是，也非毫无可取之处。他说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个先后顺序也需要我们注意，其中的“罔”和“殆”的程度之不同也需要注意。
“学而不思”，只是容易迷惘、茫然而已；“思而不学”则是危险之事。我曾经见过两位朋友，他们只是去看经典原文，而放弃传统正宗的注疏；当今许多从事儒学教育的朋友，也主张只让学者背诵，既不讲解，也不让看注疏。
如果不读传统正宗的注疏，那么，学者往往望文生义而“妄思”，即使有错也不知。尤其是在“反传统”之风“深入人心”、“铺天盖地”的情况下，更容易出问题。
所谓“习”，是要温习、练习，温习能够使人不忘所学，而且反复回味；练习则是把所学的东西融会贯通的必要途径，也就是变“外来”为“内在”，以便将来在应用的时候，可以“不假思索”。
如果只是让学者“背诵”经典，或者“研究”经典，那其实不算是“学”。记得邵康节先生说过：记诵之学，不足以谓之学问。
把经典作为“学术研究资料”的做法，更不能算是“学习”，因为这种做法是始终把经典当做“身外之物”、“心外之物”。这样的做法，跟“研究古董”、“研究古尸”没什么两样；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学术研究”，不是为了体会圣贤君子之心，不是为了立圣贤君子之志，不是为了“见贤思齐”，也不是为了“为往圣继绝学”，而是“创立自己的一家之说”。
为了成名、成功而读经典，本身就是把“圣贤君子之道”当成了“小人之道”，因为这样也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直）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学而时习之”，必须有诚意和敬心，也就是生怕误解、曲解了圣贤君子之意，唯恐自己做不到而辜负了圣贤君子之道。
“修身”而达到“意诚心正”，那么，也就可以无论在什么地位上、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本心本性之善而不动摇，也就可以内外一致、左右逢源。
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善由心而发，言行则无不善。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能“自得之”，则“心正”而“行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