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群友，晚上好！上次我们讲了“知至而后意诚物”，今天我们接着讲“意诚而后心正”，欢迎大家一起学习。

3.意诚而后心正。

【1】发心动念无不诚，然后可以叫意诚。心存好恶或名利，欲正其心不可能。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告诉我们，正心的正门正道在于诚意，只有致力于诚意，然后才能使自己心正。

“意诚而后心正”，告诉我们“意”无不“诚”，然后才能达到“心正”。“诚其意”是达到“意诚”的必要过程，“意诚”是“诚意”的结果。

“意无不诚”，首先是从“发心”上说的，然后再从“动念”上说。比如，遇到有人遇到死亡威胁，直接而自然而然产生的不忍看他死去，是诚心，算不上是诚意。

接下来，是想去救，还是不想去救，心里的那个原因，就是“发心”。如果不想去救，也就谈不到“诚意”了。

决定要去救人，“发心”虽然方向不错，但是，不一定就符合“诚意”。丝毫没有考虑自身的利害得失，只是顺应恻隐之心去救人，这才是诚意。

决定要去救人，考虑如何去救，这是“动念”之诚。如果是因为是自己所喜欢的人才去救，那就意味着不是自己所喜欢的人就不去救；

如果是出于“我现在不去救人，将来我有危险的时候，就没有人来救我”这个考虑去救人，那么，这是从利害上去考虑，如果社会风气变坏而听到见到很多人见死不救的时候，恐怕就不去救人了；

如果是因为要得到报答，要得到名誉才去救人，那么，如果考虑到自身很可能会死还会去救人吗？如果不可能得到报答还会去救人吗？如果不可能得到名誉还会去救人吗？

因此，从好恶出发去救人，从利害出发去救人，从得失出发去救人，那么，虽然确实做了救人之事，却不能说是符合“诚意”。

现在，人们平时常常喜欢说“互利互惠”、“双赢”、“人人爱我，我爱人人”这些话；做交易的时候，甚至是做非法交易的时候，常常喜欢说“要有诚意”。

这些说法，听起来似乎都没有问题，不过，仔细想想就可以看出来至少两点：第一，这是从利害出发考虑问题的；第二，这是从利害关系上来思考问题的。

如果我们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得到“利”与“惠”，我们会怎么办？如果不可能“双赢”，而对方需要我们救助，我们会怎么办？

如果我们“别人不爱我”，我们还会不会去“爱人”？如果对方所做的生意本来就是非法的，但是他真的想跟我们做交易，我们是否接受这样的交易？

因此，以上说法，都是把“商业”之中的“谋利思维”应用到了人际关系上，是把“人生”和“社会”当成了一场“交易”。

“做好事，不留名”，好不好？重点不在于结果是否留名了，而在于是否“有意”留名，或“有意”不留名。

“做好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留名，那么，最后不管是否留名了，都是有“诚意”的；如果“做好事”之前，就“有意”留名，或者“有意”不留名，都是偏颇。

比如在结婚之前，为了得到某人当妻子或者丈夫，就表现的非常体贴周到，百般讨好对方，那么，一旦得到了还能继续如此吗？一旦得不到能“轻易放手”吗？

像《西厢记》里的张生那样，因为“颠不剌的见了万千，这般可喜娘罕曾见”，就不顾父母家人了，就放弃了家庭和社会责任了，不顾礼义廉耻了，那么，他对崔莺莺是诚意吗？

如果他再见到比崔莺莺更加“罕曾见”的女子，这位张生会怎么样？如此心中无父母亲情、无家国责任的张生，将来会对崔莺莺负责任吗？

以上几种情况，虽然不算符合“诚意”，但毕竟不算阴险狡诈，只是“动机不纯”或“用心不正”而已。可是，由此而进一步加强私欲，可能就要成为阴险狡诈之人了。

比如，春秋时代齐国的田常，为了篡夺国君之位，就有意去“善待”百姓，表现得很“仁义”；西汉末期的王莽，为了篡夺国君之位，就有意表现得很“真诚”。

如此本来就不是出于“良心”和“良知”的做法，不仅不是出于“诚意”，而且已经是阴险狡诈的邪恶之意了。

【2】好善好仁不学习，只怕吃亏是小人。隐恶扬善为正道，真相未必合良心。

人们常说“傻实在”这个词，应该说“实在”是没有错的，如果是“傻”就不可取了。当然，君子常常被人小人认为是“傻”，如果是这样的“傻”，那还是“傻”一点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君子所思所想的是“义”与“不义”，不计较“利”与“不利”；小人所思所想的是“利”与“不利”。因此，“以小人之心，度（夺）君子之意”，必然也是从“利”与“不利”上去看待。

当然，这里所说的“小人”不是没有良心和良知，所以，在说“君子傻”的同时，内心深处却还会敬佩君子。尤其是遇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时，期望着有这样的“傻君子”及时出现在身边。

如果对“君子”的“英雄事迹”大加赞美，而自己却怕“吃亏”，不仅自己不想做这样的人，而且亲人不要像“君子”那样去“犯傻”，如此而不变，那就只能永远是小人。

小人在平民百姓位置，能接受教化则可以向善而逐渐走向君子，如果能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就会受法律的保护；

可是，小人在君臣之位，不仅会遇到很多很大的诱惑或威胁，而且会遇到似是而非、非常复杂的事情，因此常常会自误误人，甚至“好心办坏事”。

常常有人会问：“难道遇到坏人，说出真相就会害了好人，不说出真相就是撒谎，这个时候也要讲‘诚意’吗？”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诚意”绝不仅仅是指“真实”，而是符合良心和良知。如果说出真相，就会伤害无辜，那么，公开说出来，就不符合良心和良知了。

某位法官把一位挺身而出救人的人判为肇事人而给以惩罚了，这位法官如此断案的依据是“人性恶”，是把人都看成自私自利的。

此事被各种媒体大肆宣传炒作，报道的内容是救人者的冤枉、被救者的可恨、法官的不公。然而，如此大肆宣传炒作之后，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媒体上有了几次这样的报道之后，给众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去救人，就会非常可能遇到讹诈，似乎法官都不能公正断案。

于是，社会上见义勇为的人减少了，见死不救的人增加了，法律的公正不被人相信了。甚至还引发了一些更加残酷、残忍的事情。

在民国时期，曾经有一家报纸，为了揭露官僚政客的黑暗，专门开办了一个《上海黑幕》栏目，结果，这个栏目后来成了“互相攻击”的工具和“犯罪教科书”。

因此，这种把真相详细公开出来的办法，是不值得提倡的。圣人所提倡的做法是“赏善惩恶”、“隐恶扬善”。

也就是说，要赏赐善人善行、惩治恶人邪行，对邪恶的人和事不要去大肆宣传其过程，而应该大力宣传善道、善人、善行。

但是，大家马上会反问：“难道舆论公开错了吗？难道舆论监督错了吗？隐恶扬善的做法，难道不是助长、纵容邪恶吗？”

我们不是要支持隐瞒真相，不是要“报喜不报忧”。我们先想一想，大家为什么会格外看重这个“舆论公开”和“舆论监督”吧。

这个情况，应该是“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所造成的，再进一步来说，“信任危机”又是“信仰危机”所造成的。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们不得不另辟两个题目来说。

【3】以利为利纵私欲，信仰常变难久恒。中国文化之信仰，需要万古相贯通。

我们先来说说“信仰危机”的问题，然后再说“信任危机”的问题。请大家注意，这么说的目的，是期望着能重视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为了增加“戾气”。

人们常常说：“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信仰了。”这么说当然有点夸张，但是，也不能说这完全违背事实，更不能不因此而引起我们的重视。

且看从康梁变法开始的短短百余年来，我们的“信仰”改变了多少次。康梁变法似乎还是要信仰中国文化经典，但是，实际上是要学习东洋的“明治维新”。

东洋的“明治维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东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想保存着一点当初所接受的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已经开始要走西洋“宗教改革”之后的那条路了。

康梁变法，意味着要走东西方结合的“宪政”之路，把中国圣人和经典教化转变成基督教式的神灵信仰，依据希腊几何原理构建“大同社会”。

在中国，“党派”的建立始于中国国民党，建立“党派”的做法，基本上与中国的纵横家主张相似，但是，创建国民党的做法，主要是来自西洋列强，最初的国民党党员很多都跟东洋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义”，可以说是以中国传统信仰为主、结合了一些西洋和东洋学说之后的综合，其后，“三民主义”成了中国国民党的信仰。

“五四运动”时期，国民党之外的一些爱国志士，把目光转向了西洋列强，把中国传统信仰叫做“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他们要抛弃这些，而建立来自西洋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因此，又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建立，最初是学习既反西洋“传统”、又反“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久之后，开始转变为学习前苏联的“列宁主义”，合称为“马列主义”。

不久之后，逐渐形成了“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信仰。

数十年之后，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形成了直接指导中国政令的“邓小平理论”；之后又有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如今又有了“中国梦”。

百余年来的“信仰主角”的变换格外频繁，无一不是出于善意好心，无一不是希望中国早日富强起来。

然而，如此频繁的变换，可以说也没有一个是完全遵从中国文化传统的，所不同的只是偏重于学习东洋，还是偏重于学习西洋，只是中西结合的比例不同。

中国人几乎都在坚持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因此，几乎贯穿于近百年的信仰变换中的都是“反对全盘西化”，直至今日，也是如此。

可是，如此一来，中国的不同朝代没有一个贯通始终的信仰，同一个朝代没有一个贯通始终的信仰，最终必然导致“信仰危机”。

如今的中国，“信仰危机”已经成了切实的存在，摆在所有国人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4】教由外加难长久，化从性发自然成。斗筲之人居官位，圣言民无信不行。

在百余年的长期战争破坏影响下，在百余年的“反传统风潮”影响下，在在于年的“信仰”频繁变换过程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经典和圣人的“信仰”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冲击。

最近数十年来，中国文化经典，逐渐被排斥与我国的正规学校的教科书之外，当涉及到经典的时候，根本不当做经典来学习，当涉及到圣人的时候，却把圣人当成专家学者。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当初会选择马列主义呢？主要是因为既不想用西洋列强的那种霸道，也不想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一种形式。

既然马列主义既不是中国本土的，也不是西洋列强的，当然也就是“前无古人”的，是“史无前例”的；当然也就需要“实践-理论-再实践”，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在此情况下，我们还有“教育”，但是，这种教育是接受外来自东洋和西洋的做法，这种做法与荀子的说法暗合，那就是“教育就是要改造人性”。

既然“人性”要“改造”，也就意味着“人性恶”，或者说是像“一张白纸，没有负担”一样的“人性无善无恶”。换一种说法，这是要把希望人们接受的东西“灌输”给人。

无论是“改造”，还是“添加”或“灌输”，都不是从人们的内心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因此，往往也是难以长久的，必须靠没有根基的“强大的意念力”维护。

中国共产党信仰的是，为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了让广大的贫苦大众过上好日子，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

这种信仰，来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美好的理想。实现这种美好理想的方式，是“以革命的暴力，消灭反革命的暴力”。

用中国文化的“四书”、“六经”进行“教化”，是从“人之初”就具备的善良本性开始，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善良本性，修养完善这种善良本性，落实这种善良本性。

“格物致知”是要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善良本性，“诚意正心”是要使人们修养完善这种善良本性，“修齐治平”则是去落实这种善良本性。

“格物致知”是使人们知到向善知善，“诚意正心”是使人们能够成善达善，“修齐治平”是使人们自正正人，以达国泰民、天下太平。

有了这样的教化，尤其是有了“诚意正心”的修养完善，然后再去从政为官，则大多数臣子具有了辨明是非善恶、抵御诱惑威胁的能力。

可是，这种“教化”已经中断了将近百年之久；近几十年来的在位者，更没有这种“教化”。所以，当前有众多的官员，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难以辨明是非善恶，在巨大的诱惑威胁面前，抵御能力大大减弱。

贪官污吏因此而多起来的时候，也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了：“斗筲（抖烧）之人，何足算哉！”这里的“斗筲之人”，不是说邪恶，而是不成其为君子。

如果用中国文化经典来行教化，然后选拔君子从政做官，那么，政府就可以是遵循正道而使国泰民安的政府，从而得到庶民的真心拥戴。

如果用中国文化经典来行教化，然后选择君子成为党员，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君子群体，从而得到庶民的真心拥戴。

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能得到庶民真心拥戴的政府和君子群体，庶民当然也就不会热衷于“舆论公开”和“舆论监督”了。

【5】发心既诚非无智，因地制宜作变通。不亿不信不逆诈，亦不必遵城下盟。

前面我们说了，“意诚”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讲真相。关键在于不能欺骗自己的良心，却不是不讲“智”。

儒学要讲究“仁智贯通”。《系辞传》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显）矣。”

大家都知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当做褒义词，因为不注意后面所说的“故君子之道鲜（显）矣”。

无论是“仁”还是“智”，经典之中所说的都是发于良知、毫无名利欲望的那种“仁”和“智”，而不是那种人为的聪明才智，更不是那种胆大妄为的聪明才智。

孟子说过：“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

所谓“凿”，就是胆大妄为。智者之智是怎样的呢？就像大禹治水那样，顺应水势，而使之回归到水应该在的地方，而不四处泛滥；使之平静而自然地流淌。

在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凭借着良心本性，自然而然地去做，遇水搭桥，逢山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不能耍聪明而违背山水自然之道。

所谓“变通”，也叫“权变”，其前提是必须“守经”。所谓“守经”，就是要坚守住原则，然后再去说“变通”。没有“守经”做前提，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变通”。

《春秋公羊传》在桓公十一年九月一段里，说明了“权变”的原则：第一，“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

也就是说，“权变”貌似违背经典原则，然而，必须是发乎善心，而且除了遇到死亡的情况之外，就不能说是“权变”了。

第二，“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也就是说，迫不得已而行“权变”的时候，必须是自我贬低、自我损伤，而决不能以损害别人的方式来行“权变”。

第三，“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这是进一步强调，也就是说，君子决不能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不仅仅在行“权变”的时候如此，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孔子说：“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其中的“不逆诈”，是指不事先认定别人是欺骗自己。“不亿不要信”，是指不能凭空猜测某人不讲信用。

意思是说：不在事先认定别人是欺骗自己，不凭空猜测别人不讲信用，然而能事先察觉别人的欺骗与不讲信用，这样的人应该就是贤德的人了吧？

这里所讲的是君子发心动念，都需要坚守住良知、仁心，不能事先有任何恶意，也不能有毫无依据的猜测妄想。

孔子在陈国的时候，外出路经蒲地，遇到了蒲地的公叔氏跟卫国为敌，派人拦住了孔子，要挟孔子不能去卫国，孔子当时答应下来，并跟他们订下了盟约。

于是，公叔氏的人放孔子出了城门。可是，刚刚出了城门，孔子就下令驱车前往卫国。弟子子贡问：“刚刚订立的盟约，难道能违背吗？”

孔子说：“在被胁迫的情况下订立的盟约，连神灵也不会信守的。”因此，并非“意诚”、“心正”就不分具体情况，就不分是非善恶。

【6】意诚而后能心正，正字以一贯始终。此心莫为外物动，尽心但向至善行。

“心正”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正”字的写法来看看。《说文解字》说：“正”字，“从止，一以止”。

在第五讲的时候，我们说过，所谓“一以止”，就是使自己始终遵循正道而行。合在一起来说，“定”，就是内心所想的，只是始终遵循正道而行，绝不偏离，绝不违背。

其实，“心正”也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心”都要坚持“止于至善”；而所谓“修齐治平”，则是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地位上，一切言行举止都要“止于至善”。

人世间纷繁复杂，人心受外物影响，会产生七情六欲，在如此情况下，要做到“不动心”，要做到“止于至善”，确实是非常不容易。

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意思是说，虽然是学习君子之道的人，虽然是已经有修养的人，虽然已经是立志于仁的人，也难免会有不仁的时候。

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言外之意是，人还没有修养到圣贤地步，就难免会有过错，甚至偶然会做出不仁之事。

再进一步说，社会上存在一种情况，那就是越是对好人，人们的要求就越高，似乎君子就不能有任何缺点错误，只要有一点缺点错误就会口诛笔伐。

为什么会如此呢？首先，这是人们对好人、君子的期望很高，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那么，君子如何看待此事？

学习君子之道，本来就是想要趋向于“至善”，人们的这种期望，与君子自身的方向是一致的，不仅无可怨恨，而且是一种鞭策。

其次，人们很容易看到玉的一个瑕疵，也很容易看到石头的一个美妙之处。君子偶然有不仁，好比是玉上的瑕疵。人们不希望玉上有瑕疵，君子不能为自身的瑕疵狡辩。

孔子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在天，人们司空见惯，平时不去想；一旦日月忽然不见，人们无不看得到。等到日食、月食过后，人们觉得日月比原来更加明亮。

再次，君子就是应该有能力辨明难辨的是非的人，应该有能力为人们排忧解难的人，应该有能力担当重任的人。这样的人，只要有一点偏差，就有可能招致很大的危害，怎能不谨小慎微呢？

君子虽然有偶然不仁的时候，但是，小人却不会有仁。这不是说小人没有良心、没有善心，只是一旦遇到事情，就会马上被私心、私情、私利、私欲所左右，当然也就不会有仁。

君子还不是圣贤，却不能不尽心尽力学习和遵循圣贤之道；君子虽然做到“心正”了，不能不敢保证能做到“止于至善”，却不能不尽心尽力朝着“止于至善”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