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讲座，我们学习的是“意诚而后心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学习“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4.心正而后身修。

【1】心正足以明万事，所见所识无不明。君子不器能知道，一任东西南北风。

正常情况下，一个人的言行举止能受自己心灵的支配。自己的心灵不正，言行举止必然不正；自己的心灵被外在事物支配，这个心相当于不属于自己了。

心中是非善恶都明确，没有私心杂念，是言行举止端正的前提和基础。有了这个前提和基础，言行举止才有可能端正。

要做到一切言行举止无不端正，需要在日常生活和做事之中磨练提高。等到磨练提高到无论遇到任何人和事，都能明辨是非善恶，而且不受任何外在事物的影响，才是“身修”。

从格物开始，直到身修，无不是从“心”上去下功夫。格物，是从事物之中体会圣贤君子之心，然后学习过来，使自己的心也如此。

致知，是用自己的心，去体会圣贤君子是如何分别是非善恶的，从而使自己的心也能明辨是非善恶，不依赖于圣贤君子给我们辨明，而是我们自己的良知就可以辨明。

诚意，也不是把工夫用到“意”上，更不是用在外事外物上，而是用在产生“意”的那个“心”上，让自己的心无不诚，“意”自然会“诚”。

正心，更不用说，就是使我们的“心”要时时刻刻都能“无不正”。不因自己的好恶而不正，不因自己的忧患而不正，不因自己的恐惧而不正，不因自己的愤怒而不正。

能做到如此，然后谓之“心正”。“心正”之后的这个“心”是什么“心”？是“道心”。那么，“道心”是不是人从外面得到的一个“心”呢？不是。

人，能够修养自己的心，使自己的心无不合于道，此心便是“道心”。圣人著述经典是为了传道，我们学习经典是为了学道。

圣贤君子能通过经典来传道，但是，经典只是道的载体，它本身并不是道。圣贤传的是什么道？传的是道的起点、过程和终点，也就是告诉我们学道、得道的方式方法。

我们遵循着圣贤所告诉我们的方式方法，知到了起点，就从这个起点开始，沿着从起点到终点的直线，一直走下去。这是学道、得道的践履过程。

从心灵的修养来说，则是从以人的本心本性为起点，达到意诚心正的至善。“意诚”，则能在外事外物当前，能守得住本心本性；“心正”，则能在外事外物当前，能心思言行无不正。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心”还是那个“心”，并非换一个“心”，在“人之心”没有任何人为妄动的时候，这个“心”也就是“道心”。

从人来说，心、性、德、道之间是什么关系？人生来就具备的、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时的“心”，是“本心”；伴随着“本心”的那种“善”，谓之“本性”。

从“本心”到“正心”的过程，谓之“尽心”；从“善”达到“至善”的过程，谓之“知性”。“尽心”，则上天赋予我们的“人心”不仅得以生，而且得以成，这才谓之“德”。

德者，得也。得之于天，成之于人也。犹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天所赋予我们的是瓜和豆的种子，种子种植在我们心中，发芽、生长、收获了正宗、饱满的瓜和豆，可以再作为种子，才叫做“成”。

《周易·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得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的本性由“道”而来，体现为善。只有在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无不合善之时，人之性可以谓之全了成了，符合人道了，通于大道了。

阳明子说：“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于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

心正之后，人自己的心已经与天心一致，人自己的性已经与大道贯通，当此之时，则任凭风吹雨打，即便是狂风暴雨，也不会有不正、不善。

“道”与“规律”不同。“道”所指的是天地万物的“本性”，“规律”所指的则是天地万物的“习性”；人们认识“道”是为了落实“仁义”，人们认识“规律”往往是为了谋求“利益”。所以，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不同。

【2】头颅四肢与躯干，统帅原来是心灵。非礼勿视听言动，身修而后自然行。

“心正”所说的，仍然是自己之心；“身修”所说的，则包括心与言行。只有心正之后，才能自然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以上“四勿”，是孔子对颜子所说的。对于众人而言，“四勿”可以说是“自我节制”的功夫，但是，对子而言，则是“自觉自行”的功夫。

阳明子说：“《大学》之所谓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礼勿视，耳非礼勿听，口非礼勿言，四肢非礼勿动。”

“要修这个身，身上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

“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常令廓然大公，无有些子不正处。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发窍于耳，自无非礼之听；发窍于口与四肢，自无非礼之言动。”

因此，从“心正”到“身修”，再从“身修”到“家齐”、“国治”、“天下平”，其中的关键或枢纽，就在于“身修”二字。这二字可谓承上启下的二字。

“格致诚正”都是自己“心”上的功夫，是“明德”的功夫；到了“身修”，则是“明明德”到“亲民”的作用了。

“格致诚正”好比树根，树根不能自我显现，人们可以通过树干、枝叶、花果得知树根如何。一个人能在“格致诚正”上把工夫下够了，自然“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因此，我们说，“格致诚正”是“本”，“修齐治平”是“末”；因此，我们说，从“物格”到“天下平”，是“由本达末”。

“身修”，意味着自身之“德”已经足以自明是非善恶，而且足以使自己的心思言行无不善、无不正。

至此，则君子之德已成，无论是何时何地，无论身居何位，都能“明”其“明德”。能“明明德”于“家”，则能“齐家”；“明明德”于“国”，则能“国治”；“明明德”于“天下”，则能“天下平”。

身居士庶民之位，就要“身修”；身居大夫之位，就要“家齐”；身居诸侯之位，就要“国治”；身居天子之位，就要“天下平”。

5.身修而后家齐。

【1】身正不令而自行，不正虽令有不从。善言善行传广远，居高不必借秋风。

有德的君子，无不遵道而行。不需要外在的动力，不畏惧外在的阻力。“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此“善”，是“至善”。

孟子说：君子只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因此，君子所重视的，不是别人是否认为“仁义”，而是自己必然以“仁义”之心去说话做事。

“身修”，是一个人的事，难道一个人的行事，能有多大的效果吗？尤其是“人微言轻”的情况下，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君子之道，必然有效果，但是，君子不从效果上去考量，好比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因为效果的大小，是天地之事，是外物之事，君子只是尽自己的心力而已。

一块石头，掷入水中，必然有声有波。其声从此流传千古，其波由此振动万里，随时间和空间而不同的，只是声与波的的程度不同而已。

我们的一言一行，一旦说出来、做出来，在社会上，就像一块石头掷入水中所发出来的声与波一样，在社会上，在天地间，必然有影响。

如果所言者善，所行者正，那么，必然有善、正的影响；如果所言不善，所行不正，那么，必然有不善、不正的影响。

听一个自己敬佩的人说话，往往容易信服他；孩子所敬佩的父母，说出话来容易使孩子相信；在一个自己敬佩的领导下，愿意去完成领导的指令。

“身修”，是凭借个人的德行去做事。其实，无论是在士庶人之位，还是在大夫、诸侯、天子之位，圣贤君子都是凭借个人的德行去做事。

孔子、孟子，以及颜子、曾子、子思子，无不是凭借个人的德行去做事，何曾凭借人多势众去做事？

帝尧、帝舜，以及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貌似凭借人多势众去做事，实际上是个人德行的感召，使得众人响应，而不是一上来就想着“人多力量大”。

因为志向相同、观点相同、利害相同，然后，为了增加成功的把握，因而建立党派，或者结成同盟，这是纵横家的做法。

纵横家的这种做法，好比是纠结众人去“打群架”。在“打群架”之前，因为担心失败，所以，需要长期的联络和准备，目的是最大可能地去强大自己、削弱对方。

这个阶段，好像很平静，但是，这种平静好比暴风雨前的平静，而且就在这平静的时候，恰恰是筹谋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时候。

一旦暴风雨到来了，便是“摧枯拉朽”式的，便是“玉石俱焚”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都是如此吗？

再者，凭借“人多势众”取胜的人，往往还要“趁人之危”。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倭寇侵华的时候，不都是趁着中国虚弱的时候吗？

这种“趁人之危”的做法，跟“趁火打劫”的强盗贼寇如出一辙，因此，这是圣贤君子所不齿的做法。

圣贤君子告诉我们的是，凭借德行而安天下，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关键就在于“修己”。

“修己”，虽然不是凭借人多势众去做事，但是，“修己”却自然具有一种“善”的感化力和凝聚力。

从感化力来说，是从“独自之善”到“众人向善”，使天下之善越来越多；从凝聚力来说，好比“有朋自远方来”，犹如“得民心者得天下”。

周文王施行王道仁政，当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这三分之二的“天下”，所指的不是土地范围，而是民心。

如果能继续下去，那么，“救民于水火”也不需要伴随着杀戮的战争了。周武王为了“救民于水火”，采用了战争的形式，虽然“杀戮”很少，但是，圣贤君子不愿意使任何一个人无辜而死。

与此相反，秦始皇凭借强兵利器，凭借着阴谋诡计，虽然在血染山河的长久而普遍的战争中，得到了全国的土地和人口，却并非“得天下”，因为秦始皇始终没有“得民心”。

讲座暂停，休息十分钟。十分钟内，欢迎群友提出问题，欢迎群友之间发表感想和议论，但希望能认真谨慎。十分钟后，继续讲座。

【2】以身作则是表率，引领众人向善行。无论大夫或父母，言传身教终有成。

从“身修”到“家齐”，所凭借的是“身修”。按照经典中“家”的原意，是指士大夫的封地；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是指“家庭”或“家族”。

使封地中的所有人，使家庭或家族中的所有人，都能够“见贤思齐”，“知学向善”是“家齐”的前提。

虽然说有了“身修”，不一定能达到“家齐”，但是，没有“身修”，绝对不可能达到“家齐”。所以，关键在于自己是否“身修”，是否想要“家齐”。

如何达到“家齐”呢？无外乎“言传身教”。所谓“言传”，是要传什么言呢？最好是往圣前贤之言，其次是引人向善之言，再次是个人经验总结。

“言传”的时候，最好是从正面引导，尽量少用“反面教材”，尽量少用利益和兴趣诱导。所谓从正面引导，是指直接从善言善行引导出善言善行。

所谓“反面教材”，是指用某个受到惩罚的错误去警告别人，是用威胁的方式告诉人不要犯错误。这种方式，最多只能让人不恶，却难以向善，甚至连不恶都做不到。

人们往往喜欢看某个人犯错误时那种刺激、多变的过程，等到错误受到惩罚了，或者得到改正了，往往也就戛然而止了。结果是听到的犯错误过程的时间最长。

现实社会里，常见“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的现象，因此，恶事不需要大肆宣传，需要大肆宣传的是善言和善事。

所谓用利益诱导，是指事先用利益去怂恿别人做事。比如，为了让孩子做某件事情，事先就给什么好处；比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做法。

这种做法，即使是诱导人们去做的是善事，对于被诱导的人来说，他不管究竟是善事还是恶事，只要有利可图就去做。无疑，这是不可取的做法。

所谓用兴趣诱导，是指有意迎合他人的兴趣爱好，以便诱导人们接受所要推行的观点和主张。结果是，使人只从个人好恶去做事，而不顾是否应该做。

比如说，为了让大家愿意读经，就用故事、寓言、笑话来讲解经典，结果，大家听你讲经的时候，听得津津有味，一旦自己拿起经典，去读那些本来就没有故事、寓言、笑话的经文，就感觉非常乏味了。

那么，怎么对待利益和兴趣呢？需要“赏善惩恶，奖勤罚懒”，需要“学而时习之”，然后自然得到“不亦说乎”。

如今，我们往往对“赏惩”和“奖罚”混用。“赏惩”所针对的是“善恶”，不一定使用金钱财物；“奖罚”所针对的是“勤懒”，所使用的方式必然是金钱财物的增减。

无论是“赏惩”还是“奖罚”，都是在事后所采取的对策，不应该事先去做。事先要做的是，“道德礼义”和“责任义务”的教育。

“言传”固然重要，“身教”更为重要。所谓“身教”，就是“以身作则”，起到一种表率的作用，我们往往称之为“模范带头作用”。

6.家齐而后国治。

【1】火车需要车头带，齐家犹如跑火车。导之以德能向善，齐之以礼知尽责。

几十年前流行过这样一个口号：“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如果“车头”不是君子，如果“车头”所去的方向错误，那么，火车会被带到何处去，就可想而知了。

“车头”是君子，所去的方向是趋向“至善”的，那么，可以说这个“车头”具有“以身作则”的作用。

“车头”带动这第一节车厢，第一节车厢带动这第二节车厢，如此下去，整个火车就都能在“车头”的带动下，奔向“至善”。

“车头”有足够的“能源”，好比“大夫”或“家长”有足够的德行。如果“车头”只顾自己跑，却不顾后面的车厢，当然不行。“大夫”或“家长”只顾自己修身，而不顾“家人”，当然也不行。

孔子说：“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齐家也好，治国也好，平天下也好，都是一个道理。

要达到“家齐”，大夫和家长需要以自身的德行“言传身教”，这就好比“能源”充足，而且方向正确的“火车头”。

要达到“家齐”，大夫和家长需要以自身的德行“言传身教”，这是“道之以德”，就好比“能源”充足，而且方向正确的“火车头”。

“道之以德”，就是带着“家人”学习并遵循圣贤君子代代相传的“善道”。可是，仅仅“道之以德”还不够，还必须“齐之以礼”。

所谓“齐之以礼”，是大夫和家长要先使自己能尽职尽责尽义务，而且还要让“家人”也能职责分明，并且能尽职尽责尽义务。

这就好比说，整列火车要“一环紧扣一环”地链接在一起，步调一致；每节车厢都要知到自己的位置和责任，不可杂乱无章，也不可空着车跑。

人们常常说“知书达礼”这个词，“知书”是什么？是好学善道。“达礼”是什么？是尽职尽责尽义务。

人们常常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更有效。下面我们分为上中下三策来说。

上策是“导之以道，齐之以德”。至圣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可谓此意；道君老子的《道德经》近于此意。三皇之治如此，《春秋经》的“大同世”如此。

中策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可以达“德”，“德”可以达“道”；“道”可以统“德”，“德”可以“守礼”。五帝之治如此，尧舜已经完全达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最为接近这个境界，《春秋经》的“升平世”如此。

下策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用君主所制订的政令作为引导，用朝廷制订的律法作为最低标准，那么，庶民总是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避免受惩罚，却不知到羞耻。春秋五霸如此，《春秋经》的“据乱世”的起点在此。

如果用车道来打比方，那么，中策相当于告诉人们车道的中线和边缘；下策相当于告诉人们车道和路基的边缘。超过了路基的边缘，就可能是悬崖或山峰了。

历史上常见的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这个下策，往往容易让人们看到效果。却不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效果更好，只是人们不容易见到而已。我们来讲一个故事。

据说，当初王阳明要跟一个土匪头子见面，劝他不要再做土匪。土匪头子说：“别人都说你擅长说道德仁义，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我根本不信什么道德仁义！”

王阳明说：“既然你不信道德仁义，那我就不说了。这个屋里热得像个蒸笼似的，你把衣服外套脱了，咱们再说话吧。”

土匪头子说：“脱就脱！”当时的天气确实太热，所以，土匪头子二话没说就把外套脱下来了，只剩下了一条内裤。

王阳明说：“脱了内裤更凉快，干脆你把内裤也脱了吧。”土匪头子一听这话就急了，说：“士可杀，不可辱！你怎么能这么侮辱我呢？”

王阳明笑着说：“你这不是还知到人不能跟禽兽一样吗？也知道什么叫羞耻啊！这就是道德仁义的根本啊！”土匪头子没话可说，乖乖地降服了。

【2】仁君方能行仁政，施行仁政必任贤。人而不仁无礼乐，仁者从政庶民安。

《大学》后面说：“为人君，止于仁。”前面所说的“身修而后家齐”，除了大夫和家长自身足以言传身教才能使“家人”都能好学向善、知书达礼之外，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只有“身修”才能足以担任“大夫”。

这里所说的“家齐而后国治”，意思更加丰富。第一，国君必须“修身”而至于“身修”，能“止于仁”。若不“身修”，不足以确认王道仁政，不足以保证其言行政令始终符合仁道。

第二，国君要想达到“国治”，则需要任用“身修”的君子担任大夫。如果国君所任用的官员都是贤德的君子，也就不愁王道仁政的贯彻执行，也就不愁国家不治。

假如把“家”理解为“家庭”，那么，国君就要重视对国民的教化，使国民中的男子成为慈父、君子、孝子，使国民中的女子成为慈母、贤妻、淑女。

第三，在天下无道的时候，身为国君，就应该像西伯侯那样，施行王道仁政，如此则能“近者悦”；“近者悦”，然后能“远者来”，从而“得民心”，救民于水火。

但是，诸侯国的国君应该施行王道，应该有救民于水火之心，却不能事先有成“王”之心，更不应该有夺权夺位之意。

以上三点之中，最根本的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落实第一点的必要措施。国君不仁，不可能遵从王道仁政，必然“唯才是举”、“唯利是图”，那么，所任用的官员必然是能人、小人，乃至奸佞。

国君不仁，不可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只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甚至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为什么如此呢？

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月）何？”因此，国君不仁，不足以知到何为礼、何为乐（月）。

也就是说，国君不仁的时候，所谓的“礼”会被弄成绝对化的“下级服从上级”，到了极端就会有“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这就不是“礼”了。

国君不仁，所谓的“乐（月）”会被弄成粉饰太平的歌舞、媚俗的娱乐、“和稀泥”式的调和、自私自利的“自由”、散诞逍遥的快活。这就不是“乐”了。

“国治”以“家齐”为必要前提，意味着国君要任命“身修”的君子担任大夫，君子从何而来？当然是个人修养而来。但是，对于国君来说，就必须施行道德仁义的教化。

以经典行教化，然后君子能渐渐增加；施行王道仁政，然后君子能得其位。君子得其位，然后能贯彻落实王道仁政，能以经典行教化。

国家能如此，必然使百姓衣食无忧、身心安宁，而且知书达礼。这样一来，国内的君臣民才能上下同心同德、同甘共苦。

能够如此，遇到国家有灾荒险难的时候，国人能齐心协力地共渡难关；遇到国家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国人能同仇敌忾地共同抵御侵略，何愁不能国泰民安呢？

【寄语】

天下无道人人苦，天下有道人人安。你我生存在天下，但望莫做壁上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