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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群友，晚上好！上周我们讲的是“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其实是只讲了“诚意”，总而言之，就是说，要想“诚意”，就要先从“致知”做起。
我们本来都有“诚心”，只有在遇到事物的时候不失去“诚心”，从我们的“心”所产生出来的“情”和“意”，才能是“真情”、“诚意”，而不是“虚情假意”。
既然要想“诚意”，就要先从“致知（支）”做起，那么，怎么叫做“致知”，又如何去“致知”呢？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如何从“致知”到“诚意”。
简说：
要达到“意”能够“诚”，就要先从“知”能够“诚”上入手。所谓“致知”，也就是“致良知”，或者叫做“明明德”、“求放心”、“存天理”。
我们从“先天”所得到的就有“良知”，它是“智”的根基，可是，受“后天”的影响，“良知”常常被蒙蔽，被耳闻、目见、私情、私意所蒙蔽。
所以，“致良知”就是使“先天”就有的“良知”，从受蒙蔽的“后天”状态，恢复到“先天”状态。至于从“良知”达到“智”，则需要“诚意”、“正心”。
我们生来就具有了上天所赋予我们的“德”，而且这个“德”本来就是通明透亮的，在受到外在事物影响的时候，常常使这个“德”处于“失明”状态。
所以，“明明德”就是要认识到本来就“明”的这个“德”，使之从“失明”状态，再恢复到“明德”。至于从“明德”达到“明明德”，则需要“诚意”、“正心”。
我们生来就具备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我们的“本心”、“良心”，可是，我们常常受外在事物影响而散失了“本心”、“良心”。
所以，“求放心”就是把散失的“本心”、“良心”寻找回来，并且使之不再散失。至于从“本心”、“良心”达到“尽心知性”，则需要“诚意”、“正心”。
我们出生的时候，“天道”已经随着我们的出生赋予给我们，我们的“心”得到了的“天道”，我们称之为“天理”，是我们得到的无形的“规矩”、天然的“标准”。
可是，我们出生之后，就开始受到外在事物的影响，常常导致“天理”的“泯灭”。所以，“存天理”就是认识到“天理”，并且让它永存于心而不被“泯灭”。
详说：
【1】矢中箭靶谓之至，合矩用力谓之致。只知用力谓之勇，知规知矩方成事。
我们先来说“致”字的意思。它由“至”和“攵（扑）”两部分组成。《说文解字》解释“至”字的时候，说它下面的一横是地面，上面的部分是一只鸟的样子。
又说：“不，上去；而至，下来也。”也就是说，“不”字是鸟向上飞，“至”是“鸟飞从高下至地也”。可是，鸟头朝下，虽然是鸟向下飞的样子，却不是鸟落地的样子。鸟未落地就不能说是“到达”。
中国台湾的《汉语字典》解释说：“至，到也，达也。从倒矢从一，矢亦声。一，的（第）也。”这个解释是说，“至”下面的一横是箭靶，上面部分是一支箭。总体意思是，一支箭射中箭靶。
这种解释比《说文解字》也许更接近事实，而且也可以顺理成章的用来解释“致”字。《说文解字》说：“致，送诣（易）也。”也就是说“送到”的意思。
这种解释用来说明“至”与“攵”的关系，不是很顺当。“攵”字由“又【右手】”和“∣”组成，是用手拿着某种工具的意思。
“∣”在“致”字之中，可以理解为“弓”，手拿着弓把箭射到箭靶，换一句话，也就是手拿着弓，“使箭到达箭靶”；
“∣”有时候也可以理解为棍棒或鞭子，比如“牧”，就是手拿棍棒或鞭子赶着牛去放牧的意思。
不过，“∣”更可以理解为“规矩”。比如“敬”字表示遵循规矩而防止苟且；“牧”表示遵循规矩去放牛；“教”表示遵循规矩去行孝；“致”表示遵循规矩达到目的。
所谓“致知”，也就是要“使自己知到规矩”，具体来说，则需要知到原则、标准，而不可能是知到万事万物的全部。
只有知到了规矩，然后再用力去做事，意味着先要知到正道和原则。不知正道和原则，那不是盲目就是妄动。
【2】循规蹈矩成方圆，不遵规矩难不偏。千古规矩由谁定？若非圣人必是贤。
孟子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意思是说，高明而伟大的工匠在教导徒弟的时候，一定要把规矩放在首位；我们要学习，要修养，也就一定要把规矩放在首位。
孟子说：“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意思是说，各种工匠，都能够把规矩教给徒弟，但是，如何能够制作的巧妙，却是无法教给徒弟的。
规矩是可以学习过来的，但是，巧妙却只能凭借学者自己的心灵手巧和技术熟练。如果只有心灵手巧和技术熟练，却不知到规矩，则必然无知妄为，乃至胡作非为。
“规”是画圆和测圆的工具和标准，“矩”是画方和测方的工具和标准。任何人，只有使用“规矩”去画方画圆，那么，都不会有太大的差错。
如果人们舍弃“规矩”而不用，凭借自己的小聪明去画方画圆，即使偶然有画得接近标准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恐怕很难画好，甚至会有画得不成样子的时候。
做人如果不知到规矩，或者不守规矩，那么，相当于拿自己的一生做试验；治国如果不知到规矩，或者不守规矩，那么，相当于拿国家和百姓做试验。
规矩是由什么人制订的呢？孟子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这一段话，说了四种情况，总起来说，能订立规矩的人，必然是超出众人、精通本行的人，比如视觉超常的离娄、木工的祖师公输子（鲁班）、具有超常辨别声音能力的师旷、施行王道而能平天下的尧舜。
第一，《庄子》之中说，离娄（离朱）有超凡的视觉能力，可以看清百步之外的秋毫之末，如果不凭借五色及形状，也无法做到，所以，才能制定规矩，才去制定规矩。
第二，公输子虽然是能工巧匠，被后世的木匠尊为祖师，但是，如果他不凭借规矩，也无法确定做出的器具是否符合方圆的标准，所以，才能制定规矩，才去制定规矩。
第三，师旷辨别五音的能力超凡出众，但是，如果他不凭借六律作为标准，也无法说清音色是否标准，所以，才能制定规矩，才去制定规矩。
第四，尧舜施行王道，成为圣王，如果没有仁政，王道就无法落实，仁政也就是王道的法度、标准、规矩，所以，才能制定规矩，才去制定规矩。
这些规矩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依照道义和自然法则而制定出来的；这些规定不是强迫人们认可和接受，因此，这些规矩能流传千古，绝不是偶然的，绝不是人为的。
【3】圣与聖是两个字，简化聖字由圣兼。学者必须学规矩，四书六经圣人传。
孟子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意思是说，“规矩”是用来把方圆画到最好的标准，圣人是把做人做到最好的标准。
现在，我们一般都把“圣”字认为是“聖”的所谓“简体字”，其实，从《说文解字》中可知，它们是意思和写法完全不同的两个字。
《说文》解释说：“聖，通也。从耳，呈声。”这个解释，是把这个字解释为形声字了，似乎也说得通。
仔细看看段玉裁先生所引用的经典注解，似乎与此不相符。《诗经·邶（备）风》有“母氏聖善”，《传》中的解释是“叡（睿）也”。《书经·洪范》中说：“睿（锐）作聖。”
这两个解释是一样的，因为“睿”就是“叡”的古文写法，如今通用的即是古文写法。下面是一个“目”字，意为“明通”，即“心明眼亮”。这是与“从耳”所不同的。
再者，《诗经·小雅》之中有“或聖或不（否）”一句，《传》解释说：“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周礼》之中有“智仁聖义忠和”，《注》解释说：“聖通而先识。”
有学者解释说，“聖”字是由“耳”、“口”、“王”三部分构成。这个说法，与甲骨文、金文的写法不同，但是，却可以说是规范化之后的写法。
“耳”是表示“听取天下之声”，犹如孔子“六十而耳顺”；“口”是表示为天下人“宣明大道”，犹如“天以夫子为木铎”。
“睿（锐）作聖”之中，又把“睿”和“聖”联系在一起了，也可以说，“目”与“聖”也有联系。这说明了什么呢？
耳朵听，口说话，如果没有“本心”作为思虑的前提，不可能“通”；“本心”必然体现在“眼神”上。无论是耳朵听、眼睛看，还是嘴巴说话，都离不开“心”的作用。
从“本心”修养好之后，必然遵道而行，这也就是以“仁心”来行“王道”。“聖”字下面的“王”字，就是“通”的体现。
凭借什么去“通”？凭借修养好了的、纯净的“人心”。董仲舒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所说的“一贯三爲王”也是这个意思。
在篆文、隶书之中，“王”字和“玉”字的写法很相近，所不同的是，“玉”字的中间一横居中；“王”字呢？李阳冰曰：“中画近上。王者，则天之义。”
也就是说，“王”字中间一横贴近最上面那一横，意味着效法天道。同时，“王”字还有被解释为“往”，意思是“天下归往”，与“明明德于天下”意思是相通的。
至于那个“圣”字，本来读作“窟”，《说文解字》解释说：“圣，汝颍之闲谓致力于地曰圣。此方俗殊语也。致力必以手。故其字从又土会意。从又土。”
所以，我们需要弄明白，“圣”和“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只是近几十年来的所谓“简化字”强行把它们合并成为一个字，这么一来，“聖”字没有了，其含义没有了，“聖人”也没有了。
“至圣”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编订了“六经”；“宗圣”曾子撰述《大学》，“述圣”子思子撰述《中庸》，孔子的几位弟子撰述《论语》，孟子撰述《孟子》，合称为“四书”。
“四书”和“六经”，就是圣人传给我们的“规矩”。大道在其中，天道、地道、人道都在其中，关键就看我们是否遵守这些规矩了。
【4】不信经典不信圣，自作主张梦难圆。做人治国道不二，只在仁与不仁间。
信不信，是每人自己决定的事，别人勉强不得。“四书”、“六经”如今还在，只要想学习就能借到、买到，三四十块钱就能买一本《四书章句集注》；即使圣人再现于世，也不会勉强任何人相信。
熊十力先生说：“古之学者，于《六经》共相尊信。其或有妄疑者，盖极少数耳。如宋时，欧阳修疑《系辞》，苏轼兄弟疑《周礼》，李觏（够）、司马光疑《孟子》，此皆智小儿不足以通微，识短而不足以见大，故妄疑耳。”
唐宋开始，有怀疑的。近百年来，为了树立新的信仰，所以对传统信仰展开了长久、广泛、彻底地“整改”、“批判”，其影响不仅现在还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影响着。
杜维明先生在洋历一九八五年说过，“五四以来，以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采取了一种“反用强人政策”的方式。
他们“为了证明中国文化不行，就要特别把中国文化中污糟糟一面凸显出来，一位通过这样的策略，可以较顺利地把西方文化中的菁华……输入到中国社会之中。”
杜维明先生说，在“反传统”的时候，“他们的策略可以分为正反两面。从正面，他们强调传统文化中非儒家主流思想的积极因素：墨子的兼爱，墨经的逻辑，韩非子的法治，老庄的自由，道家的科技，乃至民俗学方面的神话、格言、传说、口头文学等。”
“从反面，他们减少杀儒家在传统文化中的影响：比如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吧先秦儒家界定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的一鸣一放，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把宋朝理学归纳为官学，如玉上层社会控制系统中的意识形态，而和一般人民的信仰结构毫无关涉。”
在洋历一九六八年说：“（中国）整个社会的‘意义结构’也面临着崩溃的危机，年轻人的自我‘认同’更是破裂不堪。”
“于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像一群东倒西歪的醉汉，连自己最真切的‘存在感受’，最强烈的‘恐惧与战栗’和最痛苦的失落都要凭借外来的辞汇才能言之成理。”
事实上，近百余年来的“反传统”所采用的方式，绝不仅仅是以上所说的这些，也不仅仅是某些方面，而是千方百计、全面彻底的。
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凭借强大而普遍的舆论宣传，当今的中国人不信经典不信圣人的人大有人在，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不信”，能振振有辞地列举出很多“理由”。
在此情况下，我们或者“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方式，或者自作主张地另创新说，而在实际上，这两种情况在近百年来一直是掺杂在一起的。
由此形成了国人的一种思维惯性，那就是把西方列强当做“师父”，把西方列强的学说、技巧、制度当做“榜样”，把西方列强的一时强盛当做“理想”。
在此情况下，多多人已经形成了非常众多而且顽固的“成见”，于是，就不知不觉地把中国古今一切因为违背经典而造成的弊端、危害，都归罪于经典；
中国古今因为违背传统正道而造成了弊端、危害，却习惯性地把“传统正道”误作落后的、反动的“邪门歪道”。
因为“成见”横亘于心，于是，人们往往一听说“经典”、“圣人”，立刻就会有厌恶感、排斥心。陆象山（九渊）先生所说的：“溺于俗见，则正见不入。”
孔子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当我们以求利为正道的时候，“不仁”已经在其中了，而且会认为“仁”不仅无用，而且对求利有害。
如此一来，也就会是非颠倒、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了。浪子有勇无规矩，有仁有义是回头；浪子回头金不换，贵在浪子能回头。
【5】仅凭目见与耳听，只能谓之聪与明。大智若愚愚非智，一谋利害即非诚。
熊十力先生说：“致知之知，即使良知。何以云然？如非良知，则必训此知为知识矣。知识之知，则经言正心诚意，何可推本于致知乎？知识愈多，诈伪且愈甚。”
这个“良知”是什么？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人生来就具备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如此而已。
这是“仁义礼智”之“端”，也就意味着这是做人、从政最基本的规矩；如果不知到守这个最基本的规矩，意味着如同盲人摸象、无知妄作。
如果不知到“修身”，就是要“明”这个“明德”，就是要保这个“良知”，就是要“正”这个“心”，那么，就根本谈不到“修身”了。
孟子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朱子解释说：“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学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于天下国家，其有不顺者寡矣。’”
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看到的，直接传到自己的心里，而没有经过“心”的“思虑”，所得到的只能是“知识”；听得清，看得多，也只能是“聪明”。
有了“知识”，却不顾“规矩”，而是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想要达到自己的私心、私利的满足，那结果必然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知到了人生来就具备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不能说已经达到了“仁义礼智”，因此，不能说“致知”就是“致智”。
仁智之人，没有私心，不谋私利，因此常常被“喻于利”的“小人”认为是“愚蠢”、“迂腐”、“傻瓜”。何以会如此呢？
因为“大人”足以了解“小人”；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必然无法理解圣贤君子的心思言行，甚至会怀疑否定、讥笑嘲讽。
如果我们在学习儒学经典、讲解儒学经典的时候，把儒学经典理解为用来谋利的“成功学”，却称之为“智慧”，那么，这种理解不仅不是“智慧”，而且根本不是“儒学”了。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谋名谋利的角度去学习经典，那只能是“小人之学”，绝不再是“君子之道”，更不是“圣贤之道”。
我们用熊十力先生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事此良知重赛流行，便是致其知。”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