⒈６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同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1】此所谓“弟子”者，兄之弟也，父之子也。夫子称之为“弟子”，盖首在欲人知自身之位，身为弟则须知为弟之道，身为子则须知为子之道。兄弟之先后，父子之尊卑，皆由天定，无可改易者也，故谓之天伦。弟傲其兄，子凌其父，违逆天伦者也。

兄称其弟为弟，父称其子为子，由此而称之为“弟子”者，兄以身以言教其弟，父以身以言教其子，身教为主，言教为辅。由此而再推究，则为师者之所教，或为年幼之童，或为未明之蒙，未必是弟与子，乃是以先觉而教后觉也。德不及圣人，皆可为圣人弟子。

《论语》所载夫子之言，称之为“子曰”，盖因夫子所传，本非一家之言，尤非私人之见，而古今中外凡为人者皆可学可行，通达天地人之正道也。凡我众人，学不学、行不行，皆由自愿，而愿学愿行者，即可谓圣人之广义“弟子”。

【2】“入则孝，出则弟”，其“出入”者，身也；所“出入”者，家也。分而言之，身为“子”则入家即尽孝，身为“弟”则出家即行悌；合而言之，无论为子为弟，乃至任何一个人，均宜入家则尽孝，出家则行悌。

或问：“父母已不幸去世，则何以尽孝？”尝见曾子之言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终养之【通至】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亦即孝子之孝，非惟父母在世之日，父母已逝世亦须尽孝。

或问：“入则孝，莫非出门在外则不孝耶？”此问可以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语作答。善待父母谓之孝，是故所谓“老吾老”亦即以善心待己之父母，以善心待人之父母亦即“及人之老”，其心则同，其行则有不同。推而广之，以善心待其君则可谓之忠。

善待其兄谓之悌，出于辞让之心也。兄弟之间，弟固然以辞让之心待其兄，然则，兄亦以辞让之心待其弟；兄弟所不同者，在于弟从其兄。或问：“兄言错谬，亦当从之乎？何不从其善者？”固然兄弟遇事则共商乃是正常，共商而不能达成一致，则弟宜从其兄。

【3】“出则弟”者，在家则兄弟友爱，辞让相待，在外则以辞让之心待人，不敢傲慢，更不敢将己意强加于他人。此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幼吾幼”者，岂非兄长待其弟之道？何以谓之“悌”也？兄弟以善心相待，兄弟以辞让之心相待，其心则同，存异而求同可也。

设若“兄父”未受教而不爱其弟其子，为子为弟者若因此而弃其孝悌，则可谓自弃其德。帝舜之父不慈，帝舜未尝有丝毫不孝；帝舜之弟不悌，帝舜未尝有丝毫不爱。帝舜之孝与爱，发乎其心性之善，不为父兄之行而改易。

父母之不慈，盖莫甚于帝舜之父母；兄弟之不悌，盖莫甚于帝舜之弟。然而，帝舜能不改其孝悌之心。天下之人，父母纵有不慈，兄弟纵有不悌，何不效法帝舜？怨天尤人，无济于事；以怨报怨，加倍生怨。父子不亲，兄弟不睦，则己为自弃，家不成家。

【4】《说文解字》曰：“谨，慎也；慎，谨也。”可见，“谨慎”二字，可互文见义。“谨”字“从言”，故其所侧重者，在于言行；“慎”字“从心”，故其所侧重者，在于真诚之心。其心真诚，则言行必谨，故“慎”为“谨”之本。

朱子曰：“谨者，行之有常也。”此言非解“谨”字之义，乃是解何以能“谨”之义。然则何以能“谨”？“行之有常”而后能“谨”。朱子何以不从“心”而言，竟从“行之有常”作解？盖因“谨”之所重，在于言行。

夫子此处之言，所称者为“弟子”，而非“君子”。“君子”须“意诚”而“心正”，如此方可为“成德之称”。“弟子”者，学“君子之道”而“学习以成德”者也。“学习”必有所遵循方可。所遵循着，在于“有常”；“有常”，然后能“行之”必“谨”。

“有常”何义？若知“五常”之“常”，则其义自解。“五常”者，仁义礼智信也。“君子”之“成德”，在于“仁义礼智信”无者完备而不缺。“弟子”遵循“五常”之道而“行之”，不敢偏离，然后可以“成德”。若不谨小慎微，则不足以“成德”。

【5】人常言“诚敬”、“诚信”。“诚敬”者，“诚”侧重于言行，“敬”侧重于心意；“诚信”者，“诚”为“信”之本，无“诚”不足以成“信”。《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人必自欺，而后欺人；人有诚敬，而后可信。

“信”与“不信”，在于他人；“可信”与“不可信”，在于自己。《说文解字》曰：“信，诚也。从人从言。”可见，“信”为会意字。换言之，可谓“人言为信”。段玉裁先生曰：“人言则无不信者。”理解之要，在于“人”字。

生而为“人”，必有“本心”；发自“本心”之言，必然可信。倘若“本心”不存，亦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皆失，其言岂有可信者哉？是故人言之可信，在于人之“本心”之修养。

朱子曰：“信者，言之有实也。”此所谓“有实”，盖“果实”之“实”、“虚实”之“实”也。人之开言若开花，践行其言如结果，即所谓“有言必行”；有其事、有其物而后言之，则其言可信；无其事、无其物而谓有之，是欺是骗，无信可言。

“谨而信”者，皆以言行而言，而“谨”之所重在于“言”，“信”之所重在于“行”。“弟子”之所言，必当可行，必当践行；若要可行，须谨据“五常”之德；所言既谨，言则践行，信在其中。其谨其信，必先慎诚。

【6】“泛”者，若水之流行，且无定向。夫子曰：“仁者爱人。”是故，“爱众”者，“爱人”之事，“成仁”之道也。君子之于人也，由其“恻隐之心”，故而本无所不爱。然则人数无尽，唯爱心施于所遇，若水流所至，必润泽其地。

“弟子”之“爱人”，因人之亲疏不同，则所爱之行必有所不同。爱其亲则孝，爱其兄弟则悌，爱人则言谨而行信。其爱人之行虽有所不同，皆本之于“恻隐之心”也。孟子曰：“恻隐之心，人家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何谓“恻隐之心”？不忍见任何人受伤受害之心也。人能保有此心而不失，虽未可遽谓之“仁心”，而“仁心”亦不过是此心之扩充。“恻隐之心”如水出于泉源，“爱人”如水之润养所遇之物，“仁心”如水之无不润养。

“爱”非“私爱”，“仁”非“私爱”之扩充，乃是“恻隐之心”之扩充。“不忍见任何人受伤受害”，此为“怜爱”；“不忍伤害任何人”，此为“爱惜”；“不使任何人受伤害”，此为“爱护”。由此可解“爱众”与“爱人”之不同。

一水润物，不能遍及于物；一人之爱，不能遍及于人。水盈盈而浩然，则所润可渐广；人德修而充沛，则所爱可渐众。江河溪涧、湖泊海洋，无不可润物，至于物无不润，则须云雨；爱心之施，可以援救众人，至于人无不得救，则须“仁道”。

【7】“泛爱众”，则可谓“恻隐之心”之践行广及众人，然而，欲达于“仁道”，则必由“亲仁”而后可达。朱子曰：“亲，近也。仁，谓仁者。”何为“亲近仁者”？若为得“仁者”施惠于己，则是私心；若为修己之身、成己之仁，方是正道。

“泛爱众”是“弟子”善待众人之事，“亲仁”是“弟子”自身进德修业之途。若无“泛爱众”，莫急于言“亲仁”。“弟子”者，为学、修己之人，其德尚未成也。常见欲为学、修己，而日务怨尤、驳斥者，或急欲讲学、传播者，其意固善，终或误己误人，不可不慎。

宗来之道友真一道子先生，屡诫宗来曰：己未得道，而欲传道，所传非道，虽误己误人而不自知，虽偏离于道而不自觉。是故，宗来不敢有“传学”、“传道”之意，唯有自学、自修之心，纵然在此讲解，亦惟共学经典而亲仁而已。

“弟子”之德尚未成，则于似是而非者难以辩明。小奸小恶者易知，大奸大恶者难辨，是故，未能明辨是非者，难免取舍失当。经典者，圣贤君子之道也。圣贤之道，大道也；君子之道，仁道也。“亲仁”以达“仁道”，读经以学“大道”。

徒然赞羡仁者，非“亲仁”之道；意欲亲近仁者以获利，亦非“亲仁”之道。亲近仁者，而务于成己之仁，仁者之仁未减，自身之仁渐成，人间之仁有增，何乐而不为也？夫子曰：“仁者，人也。”“亲仁”而成己之仁，以及达成“人道”，不愧于“人生”。

【8】“行有余力”之“行”，即“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为“弟子”者，必先事此“行”。真一道子先生尝有言曰：今之学儒释道者，不务于其行，而务于讲说者，众矣；伦常八德而不顾，而务求圣仙佛者，不罕见矣。宗来愿以此自警。

“伦常”者，五伦、五常也。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此为五伦；仁、义、礼、智、信，此为“五常”。“八德”者，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谓也。五伦者，人事也；五常者，人德也；八德者，人本也。

朱子曰：“余力，犹言暇日。”如此，则“行有余力”者，在于先有此行，而后行及他事。“学文”亦可谓之“行”，乃是“行有余力”后之事。以孝悌而言，若为“学文”而至于不能行“孝悌”之事，可谓先后颠倒。父母兄弟有事，当先行其事，而于事之闲暇或事后“学文”。

至若为谋求个人“发展”、个人“幸福”，而不事孝悌，乃至违逆父兄之心，益所不宜。“弟子”之学，学“为人之道”、“人生之理”，以此而“成仁（人）”者也。己不行“孝悌”之事，纵然口吐莲花而论“孝悌”，又有何益哉！

【9】“以学文”者，以行以上之事闲暇之时，学经典以明道也。此所谓“文”者，朱子谓为“诗书六艺之文”，亦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即“六经”，或谓之“六艺”。

朱子曰：“四书，六经之阶梯也。”今之“文”，可增《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四书”。学习君子之道者，必读“四书”；学习圣贤之道者，必读《诗》、《书》、《礼》、《乐》；学习天地人贯通之大道者，必读《易》、《春秋》。

朱子引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德行为本，文艺为末，知识技能则为枝叶矣。茁壮之木，必本末枝叶俱全；枝繁叶茂者，其本必深广，无本之木，虽生而难久，虽长而难高大。先后颠倒，本末倒置，则背道而驰。

朱子曰：“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是以“学文”乃为知所当遵之规矩、所当效之成法、所当明事理之所以然。不遵规矩，不效成法，不明所以然，则所行或出于一己之私意，虽背道而不自知。

进而言之，“弟子”所学之“文”，“人文”也。何谓“人文”？《易·贲（音必）·彖（音团去声）》曰：“文明以止，人文也。”生而为人，则有人之德；人之德，呈现于言行，达成“人道”，此为“人文”。

【10】《论语》此章所载夫子之言，是清人所撰《弟子规》之纲目，故《弟子规》开篇即曰：“弟子规，圣人训。”然则《弟子规》为“启蒙之书”，未可谓之“经典”。有此“圣人训”作为纲目，则其大要不失。

至若《弟子规》之全文，以其为“启蒙之书”，故可为童子、庶民之行事指导。其文所重，在于“行事”，亦即“行有余力”之“行”，而非“学文”之“文”。既是“启蒙之书”，则学之者可谓尚未“启蒙”之人，若能据此而“行事”，亦不至于乱章法。

须知“启蒙之学”，不同于“大人之学”，“圣人之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之类，“启蒙之学”也；“四书”、《孝经》，“大人之学”也；“六经”，“圣人之道”也。是故，学《弟子规》者，重在学其“行”；学“四书”、“六经”，亦须先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