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1.11子曰：“父在，观其志（１）；父没（２），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３），可谓孝矣。”

注释：

（１）其：他的，指子女。（２）没(mo4)：通“殁”，去世。（３）无：没有。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可以通过观察他的志向来了解他。当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可以通过观察他的行为来了解他。如果这个人三年没有改变父亲所遗留下来的做法，就可以说是很守孝道了。”

朱注：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行，去声。○父在，子不得自专，而志则可知。父没，然后其行可见。故观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恶，然又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见其孝，不然，则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无改，亦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说解：

父亲在的时候，子女要照顾到父母的意愿，而不能私自做主去做事。做事的时候，不是只顾自己是否高兴却不管父母是否伤心，而应该时刻都能考虑父母的感受。自己高兴，父母也能高兴，事情当然好办，关键在于自己的意愿和父母的意愿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自己虽然高兴，父母却不高兴的时候，是否能通过情真意切、合情合礼的解释，从而使父母也高兴？再三解释过后，父母仍然不高兴的时候，究竟是委屈自己而使父母不伤心，还是委屈自己而使父母高兴？这才体现出孝还是不孝。所谓“观其志”，是观察一个人所存的是什么心。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伤及父母之心，那么，他所存的心也就只能是自私之心，不能说是孝敬父母。一个不孝敬自己父母的人，我们能期望他尊敬长者吗？我们能期望他有爱别人的心思吗？

在父母去世之后，父母当然不能直接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了，子女的行为也不会受到父母的干涉了，这时就要看这个人的行为如何了。儒学讲究的是“事死如事生”，因此，父母固然不在世了，但是，子女心中却不能忘记父母，不能恣意妄为而对不起父母的在天之灵，不能辱没了祖先。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又有自己的子女。如果一旦父母去世，便放任自己而行，无所顾忌，那么，岂不是把当初在世的父母当成了监督、拘束自己的“监工”了吗？君子行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父母祖先，对得起天地神灵。这是自我修养的体现，而不应是被迫的行为。所以说“父没，观其行”。

常常被人所诟病的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母不在世了，如果父母当初的做法是符合道德要求的，那么，别说三年之内不改变，即使是终身不改变，也没有什么可诟病的。问题在于，父母生前的做法不一定是都符合道德要求的，那么，究竟“三年之内”能不能改变呢？这要从是否忍心来说。所谓“无改于父之道”，没有说不能改变，但是，重要的是，父母刚去世，马上就把父母的做法完全改变，等于立刻否定父母的做法，等于直接表明父母当初是错误的，这样的做法，子女于心何忍？又怎么能体现出对父母的尊重呢？更何况，这里有个“三年”的时间限定，对父母当初不和道义的做法，三年之后可以变通，也可以改变。操之过急，则是不把父母在天之灵放在心中；知错而仍然延续其做法，不仅无异于陷父母于不义，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原文：

1.12有子曰（１）：“礼之用，和为贵（２）。先王之道（３），斯为美（４），小大由之（５）。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６），亦不可行也。”

注释：

（１）有子：姓有，名若，孔子弟子。（２）和：和谐。（３）先王：前代君王。（４）斯：这。（５）小大：小事和大事。由：根据，从……而出。（６）以：用。节：节制。

译文：

有子说：“礼仪的应用，最可贵的是和谐。前代君王的治国之道，因此才显示出美妙，无论是小事还是大事，都要根据这个道理去做。但是也有不可行的时候，这就是只知道和谐的可贵，却不能用礼的要求来加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

朱注：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不复以礼节 之，则亦非复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矣。”愚谓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说解

“礼之用，和为贵”，涉及到礼和乐两方面，这两方面是不可分的。这里强调的是“和”的重要性。礼的本体是等级秩序，礼的应用是要达到和谐；乐的原则是和谐，必须通过礼的等级秩序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没有等级也就没有秩序，但是，只将就等级秩序，便会离心离德、僵死呆板，所以，有等级秩序并非目的，只有和谐才是目的。一个乐队，要演奏一首和谐动听的乐曲，没有明确的分工不行，没有互相间的相互配合也不行。《连山易》中有“阳阴礼”和“阴阳乐”两个卦象，阳在上而阴在下，表现的是礼的秩序，阴在上而阳在下，表现的是乐的和谐，这与《礼记·乐记》中所说的“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相一致。阳气本来就上行，阴气本来就下行，所以，阳在上而阴在下，两气就成了互相分离的关系；阴在上而阳在下，两气就成了互相交合的关系。

“礼者，天地之序也”。天在人上，地在人下，从人所处的位置来看，这是自然而然的秩序。人效法天地的秩序，然后推导出人文——人伦秩序，如果说天地的秩序是天理，那么，人伦秩序便是“天理之节文”，是人对天地之道的效法，是人事的仪范与原则。礼强调的是一丝不苟、各守本分、各尽其责，就像天地人各在其位而互不侵扰一样，如此方能从容不迫。要治国平天下，也只是为了天下和谐太平而把一切人事安排得有条不紊、井井有条，所以，历代王者必然致力于使大事小事都能符合礼乐之道。比如，一个教师就要在自己的教师位置上尽职尽责，一个学生就要在学生的位置上尽职尽责，不能错乱。但是，久而久之，教师常常会认为自己比学生权利更大，因此而颐指气使，学生也会认为自己地位卑下，因此而畏惧教师。为了避免这种离心离德的情况出现，必须强调用和谐的精神来处理这种关系。

为什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里强调的是“礼”的重要性。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符合“乐”的和谐原则的，这是告诫地位高高在上的君主要把身处最下位的庶民放在第一位，因为“民为邦本”，因为君主的一句话说错就有可能危害国家百姓；但是，如果用孟子这句话来“教化”百姓，使百姓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轻视君主，那么，就属于“没上没下，没大没小”，君主的威信会受到损伤，国家的政令就难以很好地得到贯彻执行，受害者还是国家百姓。从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来说，教师尽职尽责地把教师的工作做好，学生尽职尽责地把学生的事情做好，这是“礼”的原则，教学符合这个原则，就必然能师生和谐；如果教师不顾原则地迁就学生，或者学生自认为比教师还强，那么，教师不可能教得好，学生也不可能学得好。所以，没有礼，谈不到乐；没有秩序，谈不到和谐。

原文：

1.13有子曰（１）：“信近于义（２），言可复也（３）。恭近於礼（４），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５），亦可宗也（６）。”

注释：

（１）有子：姓有，名若，孔子弟子。（２）信：说话有诚信。义：符合道义。（３）复：实践、履行。（４）恭：恭敬。（５）因：所依靠的人。亲：可亲近的人。（６）宗：作为宗主。

译文：

有子说：“言而有信而又尽量考虑到是否符合道义，所说出的话才能得以践行落实。有恭敬之心而又尽量考虑是否符合礼义，也可以远离羞耻与侮辱。有可以依靠的人而又不失去可亲近的人，也可以成为宗主。”

朱注：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近、远，皆去声。信，约信也。义者，事之宜也。复，践言也。恭，致敬也。礼，节文也。因，犹依也。宗，犹主也。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必可践矣。致恭而中其节，则能远耻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亲之人，则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不然，则因仍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

说解：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所说的是“信”与“义”的关系。真心地去说话做事，说了话就要遵守诺言，这当然是应有的做法，但是，如果不知道特殊情况下的变通，明知说话做事会害人误事，却还坚持说，还要做，那么，就不符合道义。怎样才叫符合道义？说话做事时的心态不是为了名利，说的话、做的事不仅当说当行而且可说可行，才叫做符合道义，符合道义就可以落实到现实中。为什么这里用了“复”字，而不用“履行”？“履行”是一次性的，而“复”则是可以周而复始的。“信近于义”，虽然一时的成败不是必然的，但是，因为能够符合道义，所以是可以生生不息的。为什么用“近”字？因为“近”是一个过程，也有距离的远近，我们的言行或许不可能绝对符合道义，但是，只要我们能够逐渐地接近道义，道德修养也就在不断提高。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所说的是“恭”与“礼”的关系。“恭”是指心态，是对别人恭敬相待，不求回报，谨慎小心而惟恐伤害别人。“礼”是指行为表现，只有发自内心而恭敬待人，而且做事符合身份地位和时宜，才能符合礼的原则。如果恭敬不是发自内心，又不分是非善恶，便是虚伪与乡愿，便有缺乏原则、阿谀奉承之嫌，同样不合乎礼的原则。我们说话做事，先存有恭敬的心态，这是“慎始”的体现；逐渐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义，这是“善终”的体现。我们都不愿意遇到耻辱之事，就应该从恭敬近礼去说话做事。希望别人对我们恭敬有礼，我们就应该先恭敬有礼的待人。

“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所说的是“因”与“亲”之间的关系。“因”是可凭借、可依靠的人，这样的人可能是在血缘或情感上比较疏远的人。“亲”是可亲近、最可靠的人，这样的人可能是在血缘上或情感上比较亲近的人。“因”与“亲”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在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的时候，什么都好办；如果两者之间存在冲突，那么，不能因为可凭借、可依靠的人而失去可亲近、最可靠的人。为了疏远的人而失去亲近的人，所失去的将会是自己赖以存在的根本基础。能将两者的关系处理妥当，才能“可宗”。怎么叫做“可宗”？能聚合众人而又得到众人拥戴，可以叫做“可宗”。假如只是重视可凭借、可依靠的人而忽视可亲近、最可靠的人，或许只能得到一时的拥戴，但难以长久；惟有能够“亲其亲”而后“贤其贤”，进而“泛爱众”，才能得到广泛而且长久的拥戴。

原文：

1.14子曰：“君子食无求饱（１），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２），就有道而正焉（３），可谓好学也已。”

注释：

（１）无：通“毋”，不。（２）敏：快捷地、迅速地。（３）就：靠近，接近。正：使端正。

译文：

孔子说：“君子吃饭不追求吃饱，居住不追求安逸，做事敏捷，说话慎重，接近有道德人而端正自己，这就可以说是喜欢学习的人了。”

朱注：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好，去声。不求安饱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然犹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则可谓好学矣。凡言道者，皆谓事物当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学，能是四者，可谓笃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于有道，未免有差，如杨墨学仁义而差者也，其流至于无父无君，谓之好学可乎？”）

说解：

好学的人，志在于学，无暇顾及求安逸饱暖。我们常说“废寝忘食”，不是有意不睡觉，不是有意不吃饭，而是因为志趣在学习上，所以才忘记了睡觉和吃饭。为什么会忘记睡觉和吃饭？因为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假如是因为有兴趣才去学习，那么，这种兴趣难以长久。假如志趣不在学习上，那么，饱暖安逸的诱惑足以使人放弃学习。“无求饱”和“无求安”，只是“无求”，而不是“拒绝”更不是故意追求饥寒、劳累。好学的人，无论饥寒劳累还是饱暖安逸，都不影响他的学习，都“不改其乐”。

好学的人，必然“敏于事而慎于言”。“敏于事”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勤勉地做好，把所学的道理应用到事情中去。我们对于应该做的事，是不是说了就去做呢？“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如果我们遇事总往后拖，常常最后耽误事，如此一生度过，再回头会有多少遗憾？“慎于言”是说话时要真诚而且谨慎，免得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说话，是否发自内心？是否考虑到了说出话来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听到的人负责？说话不谨慎，不是害自己就是害别人，怎能不谨慎？被人强迫着敏捷做事和谨慎说话，不能算“好学”，因为那是凭借外力来强迫自己，而不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一旦没有了这种外力，就容易故态复萌。《大学》中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若非发自内心，就容易导致虚伪。

“就有道而正焉”，是谦逊而不断提升修养的必要条件。我们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如果抱残守缺，我们将永远无法提高自己的境界。因此，能够主动地去接近那些得道的人，谦逊地向他们学习，来完善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缺欠，我们就能能更加端正了自己。我们常常犯的错误，第一是对圣贤没有敬意，而认为圣贤没有什么了不起；第二是只是赞叹圣贤，却不知道去学习圣贤的言行；第三是从自己的好恶和标准去随意评判圣贤言行，甚至“鸡蛋里挑骨头”；第四是误认为圣贤太高大，从而自我限定，放弃“见贤思齐”。有此四个错误，就不能算是“好学”。学什么是很重要的，我们总是被自己的思想成见所遮蔽，因而使自己眼见圣贤君子却当面错过；又总是被自己的兴趣所左右，因而使自己乐于浅显、刺激，结果影响了“进德修业”的进程。

原文：

1.15子贡曰（１）：“贫而无谄（２），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４），如琢如磨（５）’，其斯之谓与（６）？”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７），告诸往而知来者（８）。”

注释：

（１）子贡：姓端木，名赐，孔子弟子。（２）谄(chan3)：因为有所求而用言辞讨好别人。（３）未若：不如。（４）切：切割。磋(cuo1)：打磨而使之光亮。（５）琢：雕琢。（６）其：大概。斯之谓：就是“谓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与(yu2)：同“欤”，语气词。（７）始：才。与：跟，后面省略了“你”。（８）诸：“之于”合音，给你。往：前面的。来：后面的。

译文：

孔子的弟子子贡说：“在贫贱的时候不去谄媚讨好别人，富贵的时候不骄傲蛮横，这样的做法怎么样呢？”孔子说：“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如贫贱的时候却能自得其乐，富贵的时候也能喜欢按照礼义去做。”子贡说：“《诗经》上说：‘雕制骨头角与玉石，先去多余再磨光’，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说：“端木赐啊，这才可以跟你谈《诗经》了，因为我告诉你前面的，而你已经知道后面的了。”

朱注：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乐，音洛。好，去声。谄，卑屈也。骄，矜肆也。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无谄无骄，则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贫富之外也。凡曰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乐则心广体胖而忘其贫，好礼则安处善，乐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贡货殖，盖先贫后富，而尝用力于自守者，故以此为问。而夫子答之如此，盖许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磋，七多反。与，平声。诗卫风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贡自以无谄无骄为至矣，闻夫子之言，又知义理之无穷，虽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诗以明之。）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来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问答，其浅深高下，固不待辨说而明矣。然不切则磋无所施，不琢则磨无所措。故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

说解：

谁愿意贫贱？但不想贫贱却难免会有贫贱的时候；谁不愿意富贵？但求富贵却有求不到的时候。在贫贱或富贵的情况下怎么办？如果能在贫贱时仍然保持自尊，而不去奴颜婢膝地谄媚；在富贵时能守住自我，而不去骄横跋扈地欺压别人。能做到这样算是可以的了，但是，毕竟还是要靠自我的强制，尤其是贫贱时是否自暴自弃则难以预料，富贵时是否还有怜悯之心也不得而知，所以，不能说是最好的做法。孔子对“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回答说“可也”，是一种肯定，但是，仅仅如此还不够，所以，又给予勉励。

身处贫贱之中，仍然能乐观地生活，不改变自己的志向与追求，更不会失去自我的尊严去阿谀奉承别人或者自暴自弃，才能坚持道义；身在富贵之地，能按照礼的要求去做，对在上位的或更加富贵的人不卑，对在下位的或比自己贫贱的人不亢，不失去怜悯之心，这不是靠自我的强制所能达到的，需要的是道德的修养。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什么遭遇，都能守住原则，是一种“超乎贫富之外”的境界，是不为外在的事物所奴役的境界，所以，这样的做法才是最好的。所以，孔子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

子贡由孔子的话而联想到《诗经》中的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们也常常把这句诗挂在嘴边，但是，却往往忽视究竟如何落实，结果使之成了客套话。所谓切磋，说的是雕刻骨角之类的器物，需要的只是先切掉多余的、有瑕疵的部分，然后再打磨光亮；所谓琢磨，说的是雕刻玉石之类的器物，需要的也是先去掉多余和瑕疵的部分加以雕琢，然后再打磨光亮。能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好比是去掉多余和瑕疵的部分；能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则好比是打磨光亮。为什么孔子会说“始可与言诗”？因为华夏文学作品一般都具有类象化的特征，诗歌尤其如此，也就是不局限于字面的意思，而可以通过某种类象来表达更多同类的内容，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把诗歌的内容限定住，却可以从中去得到更多的认识。如果我们能从诗歌的诗句中感悟出一些象征性的道理，才能说我们会读诗歌了，因而也才能说可以一起谈论诗歌了。子贡能够从雕刻骨角玉石的方法而联想到精益求精的道理，可以说是举一反三、温故知新，所以，孔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朱子说：“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

原文：

1.16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１），患不知人也。”

注释：

（１）患：忧虑，担心。人：指别人。不己知：即“不知己”，不了解自己。

译文：

孔子说：“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要担心的是能不能了解别人。”

朱注：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则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为患也。”）

说解：

此章所照应的是本篇第一章中的“人不知而不愠”。如何做到“不愠”？做人、做事，不是为了讨好别人，那么，当面对别人的毁誉的时候，也就可以泰然处之；因为不为求荣誉，当然也就不怕别人的诋毁。君子的修养，首先在于“躬自厚”，同时还要“知人”。君子以宽恕的心态来对待别人，所以，不求全责备，当自己不被别人了解的时候，希望被了解，却不责怪别人的不了解。君子如果不能了解别人，那也不符合君子的标准了。自己的道德修养不够，就难以宽容地对待别人，是不仁。总是找别人的错误和不足，却看不到别人的优点，难以不断提高修养。自己总是误解别人，或者不能辨别是非正邪，是不智。君子应该仁智兼备，所以，不可因为别人不了解而忧伤埋怨，但是应该学会了解别人。

（作者：赵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