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第二
原文：
2.1子曰：“为政以德（１），譬如北辰居其所（２），而众星共之（３）。”
注释：
（１）为(wei2)：处理。以：根据，用。（２）譬（pi4）如：好比，就像。北辰：北极星。其：自己的。所：地方。（３）共(gong3):同“拱”，环绕，簇拥。
译文：
孔子说：“凭借德性处理国家政治事务，君主就能像北极星那样，只处在它自己的位置，但是众多的星辰却都环绕在它周围。”
朱注：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极，天之枢也。居其所，不动也。共，向也，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程子曰：“为政以德，然后无为。”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
说解：
“为政以德”，是凭借德的修养来处理政务。什么叫做“德”？“德者，得也”，是因为“德”字是来自“得”加“心”，是心中所得。“得”字中的“彳”来自“行”字的左半边，“行”是街道的意思；“得”字的意思是“在街道上、一只手拣到一个贝壳”，也就是获得财物。“德”字本来是由“得”、“心”两部分构成，意思是“心中有所得”；后来讹变为“直”加“心”，由此而成了“心存正直之道”、“得之于心而不失”。因此，“为政以德”就成了凭借正直之道处理政务。正直之道不能出于欺骗，不能利用“正直”之名以谋求私利。
为什么说“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极星所依靠的是自身按它的规律运行，而不是无规则地妄动，更是靠它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平衡。当政令符合正直之道的时候，下属和百姓自然会拥戴，那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拥戴，就像众星自然环绕北辰一样。有意的用名利吸引、诱惑，那么，只能是一时的，甚至是只能赢得一些名利之徒，为名利而来的必然因名利而散。凭借武力而把人聚在一起，不可能把人心聚在一起，一旦遇到危险、灾难就会分崩离析、土崩瓦解。所以，君主要得到臣民的拥戴，要靠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仁政。
原文：
2.2子曰：“诗三百（１），一言以蔽之（２），曰：‘思无邪’。”
注释：
（１）诗三百：“六经”之中的《诗经》，共有３０５篇，所以泛称“诗三百”。（２）一言：一句话。蔽：概括，笼罩。
译文：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精神，可以说是：‘所思所想没有邪念’。”
朱注：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举大数也。蔽，犹盖也。“思无邪”，《鲁颂·駉篇》之辞。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范氏曰：“学者必务知要，知要则能守约，守约则足以尽博矣。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说解
为什么在《为政》篇的第二章就说《诗经》的“思无邪”呢？这并不是要赞美《诗经》，而更重要的是要强调立志要“无邪”。怎么叫“无邪”？《礼记·经解》中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因此，“思无邪”就是要“温柔敦厚”，“温”是指态度温和，而不是用对立的、敌视的心态对待一切；“柔”是指柔韧，坚持道义而能屈能伸；“敦”是指诚敬，而毫无虚伪怠慢；“厚”是指厚道，注重道德修养而能宽容。作诗的动机只有符合道德礼义，才能“无邪”。凭借一颗真诚之心作诗、说话、做事，而且有礼有节，也就能“无邪”。当诗歌所涉及的是善人善事的时候，足以感发人们的善心；当所涉及的是恶人恶事的时候，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攻击邪恶，而是为了使人知戒向善，提高修养。政令的发布也应当如此。
对《诗经》每篇诗歌的解说，古人的说法与现在的说法有极大的不同；现在我们是把它作为一本普通的“诗歌总集”来看待，但是，在孔子之时，他用《诗经》来教弟子，并作为“六经（六艺）”之一，在“经史子集”中属于“经部”。在“六经”之中，《易经》是作为其总的思想原则的典籍，反映的是天道、地道、人道；《礼经》是作为礼义原则的典籍，反映的是本位与本分的秩序；《乐经》是作为音乐原理和用乐制度的典籍，反映的是和谐与平等的问题；《书经》是作为行政的原则的典籍，反映的是正己与正人的方法；《春秋》是作为奖惩天下善恶是非的典籍，反映的是惩恶与扬善的精神；《诗经》是作为综合体现前五经精神的典籍，反映的是感情与理性的兼顾。这样，“六经”就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修身治国理论，《诗经》正是用来表现“发于真情而又合乎理性”的精神的，目的是疏通和引导人情而不至于走向邪恶，其中有正面的引导，也有对邪恶的讥刺，所以说“思无邪”。
原文：
2.3子曰：“道之以政（１），齐之以刑（２），民免而无耻（３）；道之以德（４），齐之以礼（５），有耻且格（６）。”
注释：
（１）道(dao3):同“导”，引导。以：用。政：行政手段。（２）齐：共同，齐同。（３）免：避免（犯罪受刑）。耻：耻辱之心。（４）德：人根据大道而规定出来的条文。（５）礼：按等级而确定的本分与职责。（６）格：达到尽善尽美。
译文：
孔子说：“用行政手段来引导臣民，然后用刑罚来一同处理那些不正的人，那幺，臣民即使免于刑罚也不会知道什幺叫耻辱。用道德条文来引导臣民，然后用礼义来一同要求所有的人，那幺，臣民会知道什幺叫耻辱，而且会自愿前来归附。”
朱注：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音导，下同。道，犹引导，谓先之也。政，谓法制禁令也。齐，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从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而无所羞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礼，谓制度品节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一说，格，正也。书曰：“格其非心。”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说解
究竟“为政”应该如何“为”？一种方式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其效果是“民免而无耻”。另一种方式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其效果是“有耻且格”。这里所说的君王与民众的关系，也可以扩大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心灵与肉体的关系。
所谓“道之以政”，指的是用行政手段来引导民众，也就是搞行政命令，强行规定了一些条条框框，用来要求、约束民众，这样难以保证执政者是否自己端正，也难以让民众心悦诚服。执政者先端正自己，然后再去使民众也端正，用这种方式来引导民众，是必须的。引导不等于强制，用行政手段来“引导”就已经属于强制性的了。所谓“齐之以刑”，指的是当有人不接受行政命令而违法犯罪时，就用刑罚来加以惩罚。这样可以惩罚犯罪者，但是，首先，难以减少犯罪，因此，也难以减少受害者；其次，用是否违法来作为最高原则，那么，只能使人畏惧受惩罚，却不知道什么是礼义，而不知道什幺叫耻辱，因此，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不是否定行政与刑罚的作用，而是说不能只靠这两方面来治国。“刑”首先是“型”，是给人树立榜样、确定规范的，其次才是要惩罚违背规范的人，其目的是要保护众人，通过惩罚而使犯法犯罪的人能够悔改。所谓“民免而无耻”，指的是百姓只知道避免犯罪受罚，甚至想方设法地逃避责任、逃避处罚，却不知道什么叫羞耻。如果逃避了责任或处罚，会使人心安理得、自鸣得意；如果未能逃避开，只会自怨自艾、自认倒霉，甚至不思悔改、敌视他人。
所谓“道之以德”，指的四用效法天地之道的“德”来引导民众，使民众知道为什幺叫做道德，并用道德来指导自己的言行。道德是需要自我修养的，从政者能够自我修养，从而倡导大家自我修养，培养君子的品格，自觉自愿地担当起应有的责任，这样，可以引导正气。所谓“齐之以礼”，指的是使人们知道自己是处在什么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尽什么样的职责，就能各尽其职、各敬其业。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人只有在违法或受害的时候才与法律有关系，在未犯法也未犯罪的时候则与法律的关系不大。礼是涉及到每个人的，涉及到每个人一生，涉及到整个社会人生，所以，礼是极其重要的，比法律更为重要。所谓“有耻且格”，指的是人们能知道礼义廉耻，自觉自愿地完善自己的修养。礼义廉耻亦即做人的基本规范，遵守这种基本规范则不至于犯罪；能自觉自愿的修养，则能使人向善向上，能使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为政”首先要有“德”有“礼”，有了这个前提之后，再有“政”有“刑”，仍然是“王道”；假如只重视“政”与“刑”，而不重视“德”与“礼”，那只能算是“霸道”；假如先重视“政”与“刑”，然后借用“德”与“礼”，那只能是利用，甚至是虚伪。
原文：
2.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１），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２），六十而耳顺（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４）。”
注释：
（１）立：确立自己的观点。（２）知天命：知道个人的努力是必须的但能否成功不完全是自己决定的，关键是应该知道自己该做什幺就尽心尽力而且快乐地去做。（３）耳顺：耳朵不再拒绝什幺，可以听取并接受不同意见。（４）逾(yu2)超越，超出。矩(ju3)：规矩，道德规范。
译文：
孔子说：“我十五岁开始立志于求学，三十岁确立了自己的观点，四十岁不再疑惑，五十岁明白了上天所赋予的命运，六十岁可以听得进各种意见，七十岁时只是顺从内心的想法却能不逾越规矩。”
朱注：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古者十五而入大学。心之所之谓之志。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顺”。
（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从，如字。从，随也。矩，法度之器，所以为方者也。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学而至，所以勉进后人也。立能自立于斯道也。不惑，则无所疑矣。知天命，穷理尽性也。耳顺，所闻皆通也。从心所欲，不踰矩，则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圣人未必然，但为学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后进，成章而后达耳。”胡氏曰：“圣人之教亦多术，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圣人所示之学，循其序而进焉。至于一疵不存、万理明尽之后，则其日用之间，本心莹然，随所意欲，莫非至理。盖心即体，欲即用，体即道，用即义，声为律而身为度矣。”又曰：“圣人言此，一以示学者当优游涵泳，不可躐等而进；二以示学者当日就月将，不可半途而废也。”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后凡言谦辞之属，意皆放此。）
说解：
在此，孔子自述了一生的学习修养的进程，从十五岁说到七十岁，我们应该想的是，可以从其中应该学习什么。圣人如此说，是“为学者立法”。首先，使学习修养的人们知道学习修养的途径、进程，而不能好高骛远、不走正道；其次，使学习修养的人们知道学习与修养需要循序渐进，需要持之以恒，而不能半途而废。圣人已经“为学者立法”，“学者”能够遵循而行，便是希望之所在。
不管我们是不是“生而知之”的人，我们的修养都需要从“志于学”开始。“十五志于学”并不是说十五岁之前不学，而是十五岁之前所学的是“小学”，也就是人生基本礼仪和基本技能之学，但从十五岁开始，应该进入“大学”了，也就是要学习如何承担起成人的责任。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又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因此，“志于学”也就是立志于学“仁”学“道”。我们需要仔细体会“志”字的含义。朱子说“心之所之谓之志”，也就是说全心全意地投入。当我们心中所想的是学“仁”学“道”的时候，自然也就能学而不厌。因此，立志是修身从政的第一步。“三十而立”，所立的是什么？经过十五年的学习修养，已经能固守仁道而不移不疑，不需要再凭借志气和毅力，而成为自然而然。专心，方能致志，立志之后需要一个过程，这是一个需要把“所学”变成“习惯”的过程。不懈地力行，方能体现出坚毅，没有力行则难以把“所学”贯彻到言行之中。所谓“三十而立”，就是已经“习惯成自然”，不需要外在的动力、更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强迫了。有了这样的修养，则可以承担大任而不至于自误、误人。
“四十而不惑”，是在“而立”之后，经过十年时间的实践，已经对“所学”没有任何疑惑。这是一个通过实践而磨练自己、证实所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去感悟、验证事物之所当然的过程，是自知、知人的过程，是悟道、明道、行道的过程。假如“而立”之后的十年还需要用心守道，那么，“不惑”之后的十年则不需要用心守道，因为已经对所学所行之道无所怀疑，所以只是真诚地行道而已。任何人做事，都不可能保证必然会成功，行道同样不能保证必然会让天下有道，人所应当做而且能够做的只是“尽人事”，至于成败，至于是否能使道通行于天下，则需要“听天命”，所以说“五十而知天命”。然而，“天命”难违也难知，《说文》中说：“天命者，言天使己如此也。”由此来看，或许“知天命”是穷理尽性，知道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并且知道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不惑”是对“事物之当然”，“天命”是“事物所以当然”。“知其然”则知道如何做人做事，“知其所以然”则可谓极尽其精妙，做人做事不仅可以“不忧不惧”，而且可以“不怨天，不尤人”。
“而立”是学习君子之道之所必需，“不惑”和“知天命”是君子的境界；“耳顺”和“从心所欲，不踰矩”是圣人的境界。“六十而耳顺”，是指“所闻皆通”。怎么叫“通”？任何人的言行都会有自己的理由，我们常常对自己的言行之对错不加怀疑，即使自己有错误也能找到各种理由给自己解脱，却惟独很难去宽容地对待别人的理由，很难去真心理解别人的错误，因此，总是误解别人、埋怨别人，甚至痛恨别人，更谈不到引导别人了。能够理解别人的言行，完全明白别人为何会如此，这样才能心心相通，才能对症下药，解决他人的问题。这种心心相通，不是通过推理而获得，而是“不思而得”，所以说叫做“知之之至”——“知”的最高境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是本心本性的完全显现，是本心与天地万物之心相感通的境界，是顶天立地的“大人”的境界，是“至善”的境界。《周易》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是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从心所欲”的“欲”已经不是“人欲”，而只是“天理”——大道。“不逾矩”的“矩”是“法度之器”，在此象征着人世间的伦常制度。人毕竟要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所以，无论是圣贤君子还是凡人，都首先要遵循人世间的伦常制度，所不同的是，圣贤自觉遵循而不会感到任何约束，君子自觉自愿的自我约束私心私欲而尽礼，凡人如果能自觉修养就可以成为君子。圣贤君子不是与众不同的人，而是修养境界不同的人。天下有圣贤君子，不仅是圣贤君子之幸，更是凡人之幸，是天下人之幸。
原文：
2.5孟懿子问孝（１）。子曰：“无违（２）。”樊迟御（３），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４）？”子曰：“生，事之以礼（５）；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注释：
（１）孟懿（yi4）子：鲁国大夫，姓仲孙，名何忌，谥“懿”；当时鲁国力量最强大的三家之一，常不按礼义行事。（２）无：通“毋”，不要。（３）樊迟：姓樊，名须，字子迟，孔子弟子。御(yu4)：给某人赶车。（４）何谓：即“谓何”，说的是什么意思。（５）事：对待。以：按照。
译文：
鲁国的大夫孟懿子问如何尽孝道。孔子说：“不违背礼义。”孔子的弟子樊迟当时为孔子赶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向我问如何尽孝，我回答他说，不违背礼义。”樊迟说：“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在父母活着的时候，按照礼义的要求为他们做事；父母去世以后，按照礼义来安葬他们，并按照礼义来祭祀他们。”
朱注：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懿子，鲁大夫仲孙氏，名何忌。无违，谓不背于理。）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
（樊迟，孔子弟子，名须。御，为孔子御车也。孟孙，即仲孙也。夫子以懿子未达而不能问，恐其失指，而以从亲之令为孝，故语樊迟以发之。）
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生事葬祭，事亲之始终具矣。礼，即理之节文也。人之事亲，自始至终，一于礼而不苟，其尊亲也至矣。是时三家僭礼，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语意浑然，又若不专为三家发者，所以为圣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亲，心虽无穷，而分则有限。得为而不为，与不得为而为之，均于不孝。所谓以礼者，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
说解
“孟懿子问孝。”孟懿子是谁？是鲁国的大夫仲孙氏，名叫何忌。孟（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合称“三桓”。当初，鲁惠公的夫人没有儿子，其妾孟声子生下了儿子，取名为息。息长大以后，惠公为他娶了宋国女子，但是，惠公因为看到这位宋国女子美丽而夺为自己的妻子，然后生下了儿子，取名为允，后来又将此女升为夫人，立允为太子。惠公死后，因为允年幼，由息代理国君，即鲁隐公。公子翚(hui1)为了自己当宰相，劝隐公杀掉允，隐公无意夺占太子之位，拒绝了公子翚。公子翚于是又向允诬陷隐公，允听信谗言而让公子翚害死了隐公，允因此而成为国君，即鲁桓公。桓公娶齐女为夫人，生下一子，名为“同”。齐襄公与公子彭生杀死桓公之后，在鲁国的要求下，齐国杀了彭生，鲁国立太子同为庄公。庄公有三个兄弟，即庆父、叔牙、季友，三人的后代便是孟（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
在孔子时代，鲁国的大权已经落在了“三桓”的掌握之中，国君已经被架空了。在此情况下，三桓子孙之中的孟懿子向孔子问怎样行孝，孔子只告诉他两个字：“无违”。对这两个字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最常见的理解是“绝对顺从父母”，按这样的理解，就有两种情况：父母无错而子女有错的时候，子女能够不违背父母的说法，那么，便是孝的体现；父母有错而子女无错的时候，子女如果不劝谏父母，那么，便是陷父母于不义。按照孔子的解释，可以理解为“不要违背礼义”。孔子的回答极为简单，如果孟懿子是真诚而虚心地请教，那么，必然会继续询问；如果孟懿子接受孔子的指教，也应当继续询问。然而，孟懿子再没有任何询问，孔子深恐人们把“无违”理解为“绝对顺从父母”，因而向弟子樊迟陈述此事，一方面期望着有机会传到孟懿子耳中，另一方面希望天下人都知道“孝”必须“不违礼”。孔子说“无违”，意在告诫三桓子弟不能僭越君臣之礼，但又好像不是专门对三桓子孙而言的，所以是圣人之言。
如何才算“无违”呢？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当父母在世的时候，知道自己是子女，就尽自己做子女的义务，守自己做子女的本分；当父母去世以后，也要知道作为子女应该如何安葬他们，并祭祀他们。再往深处说，假如心中只想着为私利而谋权夺位，则不能算是“事之以礼”；假如只顾自己的私利，就不可能尊重死者，更不可能真诚祭祀死者。尽孝道，首先是强调发自内心地尊重父母，有了这种内心的真诚，然后所做的事一般能符合礼的要求。孝道是一个人终生的问题，同时又是对父母祖先的永恒的事。
原文：
2.6孟武伯问孝（１）。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２）。”
注释：
（１）孟武伯：姓仲孙，名彘（zhi4），谥“武”，鲁国大夫孟懿子的儿子。（２）唯：最。表示强调。其：其疾之忧：即“忧其疾”，担心子女是否有疾病。
译文：
孟懿子的儿子孟武伯问如何尽孝。孔子说：“父母最担心子女是否有疾病。”
朱注：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也。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矣，岂不可以为孝乎？旧说，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亦通。）
说解：
父母的本心没有不慈爱的，除非本心被名利得失之念所遮蔽。即使是被名利得失之念所遮蔽，在子女的疾病生死面前，一般情况下，父母的名利得失之念也将会退居其次。因此，父母无错，错都只能是错在名利得失之念的遮蔽。因此，子女对父母的孝是无条件的，容不得讨价还价。
从父母的本心来说，对子女的最基本的期望就是能够健康地活着，没有了这个基础，其它一切将不复存在。因此，身为子女，最关键的就是深深体会父母之心，注意自己的健康，不使父母担忧。《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孔子在此所强调的，便是“孝之始”。关注自己的健康，首先是为了不使父母担忧，而不是为了名利富贵。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祖先生命的延续，是自身担当责任的基本前提，是子孙后代繁衍不断的条件。
一个人患了大病便期望是小病，患了小病则期望无病。但是，人在无病的时候，便常常被名利得失所迷惑，为了名利富贵而不惜身体，甚至无视道德礼义、不顾生命。我们可曾想过：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损害，是对父母的不孝，是在给父母增忧添愁！我们可曾想过：我们为了名利富贵而悖礼违法，损害了自己的身体，是对父母的不孝，是在给父母增忧添愁！
原文：
2.7子游问孝（１）。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２）。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３）？”
注释：
（１）子游：姓言，名偃（yan3），字子游，孔子的弟子。（２）是：那。（３）何以：即“以何”，凭什么。
译文：
子游问如何尽孝。孔子说：“如今人们所说的孝，说的就是那种能够养活父母。就算是狗和马，都能说是养活。所以，如果对父母没有敬重的心意，那么，凭什么加以区别呢？”
朱注：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养，去声。别，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养，谓饮食供奉也。犬马待人而食，亦若养然。言人畜犬马，皆能有以养之，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则与养犬马者何异。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亲，能养足矣。狎恩恃爱，而不知其渐流于不敬，则非小失也。子游圣门高弟，未必至此，圣人直恐其爱踰于敬，故以是深警发之也。
说解：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这句话固然不是说“能养”就是“孝”，但是，不要小看了这句话，因为“孝”首先要做到“能养”。赡养父母，是子女对父母必须尽的责任和义务，不需要任何条件作前提。赡养父母，只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尽心尽力而已，并非只有富贵了才能赡养父母，贫贱也同样能赡养父母。为什么会有人不尽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呢？或者是因为自私，只顾自己的生存、享乐，而不顾父母的生死；或者是兄弟姐妹互相推脱、攀比，不知道赡养父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只要自己不赡养父母便是不孝，只要自己能赡养父母就不会使父母受饥寒；或者借口贫贱而放弃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却不知道即使是乞丐，只要能把讨来的饭先给父母吃，也同样是能赡养父母。
能够赡养父母，是子女尽孝的最基本责任和义务，但是，赡养父母和养狗养马是不能等同的，可是，有些人的做法却没有不同，甚至对犬马之养胜过赡养父母，所以，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是说首先要赡养父母，然后才能谈到养犬马。孟子说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意思是说，猪狗与人吃同样的食物而不知道制止。为什么要制止呢？不是说不能养猪狗犬马，但是，必须先赡养父母而后才能说到养猪狗犬马，绝不能并列，更不能先重视猪狗犬马而不重视赡养父母。
“养父母”与“养犬马”的根本性不同，在于是否有“敬意”。所以，孔子说“不敬，何以别乎？”所谓敬意，是一丝不苟地对待父母，惟恐使父母不舒心、不放心。假如没有敬意，无论给予父母多少东西，都不可能使父母舒心、放心，因此，也不可能算做尽孝。一般人都不愿意接受嗟来之食，更何况是父母呢？只有心存敬意，才不会将自己的是非好恶强加于父母，更不会因此而伤害父母。对父母的敬意是永恒的，需要贯穿在自己的一生之中，而且由此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曾子全书·养老》中说：“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终养之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
原文：
2.8子夏问孝（１）。子曰：“色难（２）。有事，弟子服其劳（３）；有酒食（４），先生馔（５），曾是以为孝乎（６）？”
注释：
（１）子夏：姓言，名游，字子夏，孔子弟子。（２）色：表情，脸色，此指保持高兴的表情。（３）弟子：此指年轻人。服：承受。其：那。劳：劳苦。（４）食：今音“shi2”，古音“si4”，饭。（５）先生：此指年长的人。馔(zhuan4)：享用酒饭。（６）曾：今音“ceng2”，古音“zeng1”，竟然，难道。是：这。
译文：
孔子的弟子子夏问如何尽孝。孔子说：“难以做到的是和颜悦色。有事情的时候，年轻人承受那些劳苦，有酒饭的时候，年长的先享用，难道能把这样看作尽孝吗？”
朱注：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食，音嗣。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食，饭也。先生，父兄也。馔，饮食之也。曾，犹尝也。盖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耳，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旧说，承顺父母之色为难，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众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说解：
“色难”是什么意思？就是侍奉父母的时候，表情和态度始终和悦是最困难的，换句话说就是，侍奉父母，不是多么困难的事，难在始终能够和颜悦色地侍奉父母。为什么说侍奉父母不难？因为只要子女心中顾念父母的感受，要使父母舒心、放心，就必然能用平和的语气与父母说话，必然能心平气和地去为父母做事。为什么说“难”？因为子女在与父母在一起的时候，父母总有顺心不顺心的时候，子女也总有高兴不高兴的时候。父母顺心、子女也高兴的时候，子女和颜悦色不难，但是，父母不顺心的时候，子女不高兴的时候，子女要真诚地和颜悦色不容易，在现实生活中，父母顺心、子女也高兴的时候并不太多。子女要尽孝，要在父母不顺心的时候不改变而能变得顺心，要在自己不高兴的时候也不要因为自己不高兴而使父母不高兴、不顺心。
.“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是说有事情的时候，年轻人承受那些劳苦，有酒饭的时候，年长的先享用。这是子女所应当做到的事情，做不到这些当然不可称之为孝，但是，仅仅做到这些也不足以称为孝，子女、弟子有敬意在心，然后能真心诚意地为父母长者做事，能真心诚意地把好酒好饭先让给父母长者吃；如此毫无怨言，然后才能和颜悦色。无论是会做事，都会劳苦，子女、弟子害怕自己劳苦而推辞，如何表达对父兄的敬意呢？有好酒好饭，子女、弟子争着吃，而对父兄没有礼让，如何表达对父兄的敬意呢？敬意体现在行为上，诚意必然从表情和态度上体现出来。假装出来的表情，强制出来的敬意，都不能称之为孝。尽孝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品德修养的体现，不需要任何外在条件。父母晚年是否幸福，在我们的所作所为；子女将来是否尽孝道，也在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是否尽孝，关系到我们给他人、后代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我们自己做得不好，谈不到“正己”，又怎么能“正人”呢？
程子说：孔子告诉孟懿子“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告诉众人如何尽孝；告诉孟武伯“父母唯其疾之忧”，因为孟武伯有很多令父母忧虑之事；告诉子游要有敬意，因为子游能养父母却敬意不够；告诉子夏“色难”，是因为子夏能率直合义却表情态度上不好。孔子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说法，当然是“因材施教”的体现，需要我们学习，但是，孔子的不同说法，使我们能够检查反思自己的情况，然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断完善自己，而不应让自己成为一个旁观者、评判者。
原文：
2.9子曰：“吾与回言终日（１），不违（２），如愚。退而省其私（３），亦足以发（４），回也不愚。”
注释：
（１）回：姓颜，名回，字子渊，孔子的弟子。终日：一整天。（２）违：违背，提出不同意见。（３）退：回到自己的地方。省(xing3)：反思。私：与师父不在一起的时候（或地方）。（４）足：完全。发：发挥。
译文：
孔子说：“我跟颜回说话一整天，他没有提过反对的意见，好像很愚笨的样子。回到自己住处，在自己的内心进行反思，也完全能够加以感悟发挥，颜回绝不是愚笨。”
朱注：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颜。字子渊。不违者，意不相背，有听受而无问难也。私，谓燕居独处，非进见请问之时。发，谓发明所言之理。愚闻之师曰：“颜子深潜纯粹，其于圣人体段已具。其闻夫子之言，默识心融，触处洞然，自有条理。故终日言，但见其不违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则见其日用动静语默之间，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无疑，然后知其不愚也。”）
说解：
《论语》的前十篇侧重于个人修养，因此，理解的时候应该侧重于个人修养，侧重于以下对上。要做好君主，必须从做一个好臣子开始；能做好父母，应当从做一个好子女开始。后十篇侧重于治国平天下，因此，理解的时候应该侧重于如何待人，侧重于如何以上对下。所以，此章所说是赞美颜子，所侧重的是弟子应该如何向师父学习、君臣应该如何对待圣人之言；第十一章中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所侧重的是师父如何对待弟子、君主如何对待臣子。
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需要注意其中的“如”字。一个弟子对师父的教诲毫无不同意见，身为君臣却对圣人之言恭恭敬敬，在众人看来，都好像是愚笨痴呆，事实恰恰相反。能够有资格被拜为师的，就应该是在道德、知识、技能的某一方面高于弟子的人，因此，做为弟子应该仔细体会、理解师父的教诲，以便使师父之道得以流传、应用、弘扬，以便完善自己的道德学问和技能。对于师父的教诲应该如此，对于圣人之言更应该如此。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有两个。第一个错误是，用自己管窥蠡测的浅薄鄙陋之见去评判乃至排斥师父、圣贤的教诲，或者与师父、圣贤平起平坐而毫无敬意，那么，就已经不把师父、圣贤看作师父、圣贤，这不仅使“师道”失去“尊严”，而且使弟子无法自完善自己而只能原地徘徊。第二个错误是，向师父、圣贤学习的目的，不是要流传、应用、弘扬师父、圣贤之道，而只是为了成就自己一家之说、成就自己的功名利禄，由此而导致自私自利，乃至忘恩负义、欺师灭祖。在这两个错误之中，前者可以说是真“愚”，而后者已经不仅仅是“愚”的问题了。
孔子说：“（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这里所说的“不愚”，最需要我们注意。颜子的道德修养能够达到圣人的高度而成为“复圣”，首先在于“好学”、“善学”。师父与他说话一整天而没有不同意见，这是“忘我”的境界，内心不存任何成见，更无任何排斥抵触，好比“天水入海”而“入则即融”，“好学”必然会“忘我”，“忘我”则能“虚怀若谷”。如何“善学”？关键在于“融而能化”、“化而能用”。“不违”，是“入而能融”之所必需；“退而省其私”，是“融而能化”之所必需；“足以发”，是“化而能用”之所必需。假如把所学的一切都只是铭记在心，就好比是把东西存放在了仓库之中，那么，除非所学的不是圣贤君子之道，而只是“记问之事”、“器物之具”，否则，就必须仔细体会领悟，从而使所学的一切与自己身心完全融合而无丝毫游离分别。什么叫做“发”？用弓把箭射出去才叫做“发”。教人射箭，可以示范姿势、讲授技巧，但是，射箭不能由他人代替，而必须由我们自己完成。我们学习圣贤君子之道，也像学习射箭一样，必须做到得心应手、融会贯通。我们的一言一行不能只是摹仿圣贤君子的言行，而是使我们的言行能否自然符合圣贤君子的教诲，如此才能算是“不愚”吧。
原文：
2.10子曰：“视其所以（１），观其所由（２），察其所安（３）。人焉廋哉（４）？人焉廋哉？”
注释：
（１）所以：所做的事情。（２）所由：做事的出发点。（３）所安：心安于什么。（４）廋(sou1)：躲藏，掩饰。
译文：
孔子说：“看看一个人所做的是什么事情，观看一个人做事的出发点，查看一个人的心安于什么。那么，这个人还有什么无法了解的呢？这个人还有什么无法了解的呢？”
朱注：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以，为也。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观，比视为详矣。由，从也。事虽为善，而意之所从来者有未善焉，则亦不得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谓所以行其所为者也。察，则又加详矣。安，所乐也。所由虽善，而心之所乐者不在于是，则亦伪耳，岂能久而不变哉？焉，于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穷理，则能以此察人如圣人也。”）
说解：
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如何学习圣贤君子之道，以及如何辨别是否符合圣贤君子之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其中有“视”、“观”、“察”的不同，还有“所以”、“所由”、“所安”的不同。
“视”字从“示”、“见”，意味着此人言行是有意示范，希望着被人看到，“所以”即所做的事，一个人所做的事也是容易被人看到的。有意示范却不细心去看，无法学习；容易看到却不看，不是学习。所做的是善事，则符合君子之道，应该学习；所做的是恶事，则不符合君子之道，不能学习。
“观”可以写作“覌”或“觀”，前者的“又”表示重复，因此，“观”意味着反复地看；后者的“雚”是一种水鸟，因此，“观”又意味着从高处看；总之，《说文》解释为“谛视”，意思就是“仔细看”。“所由”是“意自所从来者”，也就是说做事的出发点，这是难以直接看到的，所以要仔细看、反复看、居高临下地看才能看清楚。所做的事只是表象，通过所做的事而看到做事的出发点很重要，所做的事是善的，而且出发点是善的，才符合君子之道。若不符合君子之道，则可以学习其善事，而不可学习其动机。
“察”，《说文》解释说：“覆也。从宀(mian2)、祭。”徐鉉等人注：“祭祀必天質明。明，察也。故从祭。”这里是指从本性、道义的高度上去看。“所安”是做事者内心之事，事情往往都有复杂的情况。有人做事不计得失成败，而只是从本性上去做符合道义的事，因此能够坚守道义，虽贫困而不改其乐，这是符合圣贤君子之道的；有人却为了个人的得失成败而非出于真诚，所做的事也不一定符合道义，因此或因一时之失败而放弃道义，或假借道义而欺世盗名，这是不符合圣贤君子之道的。
《十三经注疏》中，孔安国从“终始”的角度解释“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他说：“廋，匿也。言观人终始，安所匿其情？”刘宝楠《论语正义》进一步解释所：“终始者，‘所以’是即日所行事，终也；‘所由’是前日所行事，‘所安’是意之所处，亦在平时，皆为始也。”其实，我们可以从“始中终”去理解——“所安”是谋事之“始”，“所由”是联系谋事与做事之“中”，“所以”是做事之“终”——只有“始正”、“中正”、“终正”，才完全符合圣贤君子之道。
“廋”，意思是藏匿。圣贤君子之道，无所藏匿，但是，并非人人都能看得全面、清楚。小人奸佞的言行，有所藏匿，甚至是伪善，因此，必须辨别清楚。我们从“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三个方面去看人看事，则知什么是应当学习的，什么是不应当学习的，如此，也就不至于误拜了师、走错了门、学错了道。还要注意的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判别是非对错的标准不是我们自己的见解、情感，也不是得失与成败，而是本性、道义。所以，《大戴礼·文王官人篇》说：“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谓视中也。”“中”也就是《中庸》里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原文：
2.11子曰：“温故而知新（１），可以为师矣（２）。”
注释：
（１）温：温习。故：已知的。（２）以：凭借。为：担任，做。
译文：
孔子说：“能够通过温习已知的，从而知道未知的，可以因此做师父了。”
朱注：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温，寻绎也。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
说解：
“温故”应该能够“知新”，“学习”应该使自己能够“为师”。“故”和“新”是什么意思？首先，可以解释为以前所已经听到的道理、刚刚学到的道理。不断温习已得的道理，便不会忘记和荒废，而且可以是得到“新知”的依据和前提。这是说“温故”与“知新”同样重要，但是，“温故”并非只是复兴已经学到的，而是要探究其中所蕴涵的义理，弄清其原因，这样便好像拥有了水源，便会有源源不断的水流。如果只是“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无法传道、授业、解惑，而只成为“记诵之学”。“记诵之学”，不足以“为师”。其次，“故”可以指历史，“新”可以指现在与未来。中国的正史都是首先讲究“正道”，然后再重视“真实”，因为其宗旨是借“通鉴”而“资治”。“温故”，应该通过历史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知新”，是在明白了正道之后，应用于现实，解决现实问题，纠正现实的错误，弥补现实的不足，这是做现实之师。再次，“故”，可以指“四书”、“六经”中之言行，这些言行是往圣前贤历代相传的大道的体现；“新”，可以指现在未来的人与事。需要注意的是“经”与“史”不同，“史书”中所记载的人物言行未必都符合道义，而“经典”中的人物言行都是符合道义的。“经典”所载的固然是“往圣先贤”的言行，是“故”，但是，这些言行所体现的大道是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因此，是“万古常新”的，是可以应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的。所以，读经可以明道，但是，读经而不能“经世致用”，则如果只是“温故”而不能“知新”，则不符合儒学原则——道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