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记·梁惠王上·梁惠章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１），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２），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３）？”孟子对曰（４）：“王何必曰利（５）？亦有仁义而已矣（６）。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７）’，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８）’，上下交征利（９），而国危矣。万乘之国（１０），弒其君者（１１），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１２），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１３）。茍为后义而先利（１４），不夺不餍（１５）。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１６）；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１７）。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
（１）孟子，讳轲(ke1))，后世尊之为亚圣。梁惠王：亦称魏惠王，因为魏国被迫迁都到大梁，因而魏国又被称为梁。其实是僭称王。（２）叟(sou3)：老先生。（３）有以：有办法。利吾国：给我国带来富国强兵的利益。（４）对：按礼回答尊长之问。（５）何必：为什么一定要。（６）亦：只要。（７）大夫(da4 fu1)：此指诸侯国的做事官员。（８）士庶人：士子百姓。（９）上下：在上位的人和在下位的人。交征利：两者之间都要从对方那里取得利益。（１０）万乘(sheng4)之国：能够献出一万辆战车的诸侯国，方圆千里的大国。（１１）弑(shi4)：在下位的的人杀掉尊长。（１２）万取千焉：从一万之中取得一千。（１３）为(wei2)：算。（１４）苟：假如。为(wei2)后义而先利：按照先求利益而后讲仁义的做法去做事。（１５）餍(yan4)：满足。（１６）遗其亲：遗弃自己的父母。（１７）后其君：不顾自己的国君。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不顾千里之远而前来，也是要献计献策给我国带来利益的吧？”孟子回答说：“君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只要有仁义就可以了。君王说‘有什么办法给我国带来利益’，大夫说‘有什么办法给我家带来利益’，士子百姓说‘有什么办法给我带来利益’，上面和下面都想要取得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出得起一万辆战车的大国，谋害其君主的，一定是出得起一千辆战车的大夫；出得起一千辆战车的国家，谋害其君主的，一定是出得起一百辆战车的大夫。在一万之中已经取得了一千，在一千之中已经取得了一百，不能算是不够多了。假如按照先求利益而后讲仁义的做法去做事，不去夺取就得不到满足。没有听说过仁德之人遗弃自己父母的人，没有听说过知义之人不顾自己君主的。君王只要倡导仁义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
朱注：
孟子见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称王，溢曰惠。史记：“惠王三十五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而孟轲至梁。”）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叟，长老之称。王所谓利，盖富国强兵之类。）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详言之。后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乘，去声。餍，于艳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国危，谓将有弒夺之祸。乘，车数也。万乘之国者，天子畿内地方千里，出车万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车千乘也。千乘之国，诸侯之国。百乘之家，诸侯之大夫也。弒，下杀上也。餍，足也。言臣之于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义为后而以利为先，则不弒其君而尽夺之，其心未肯以为足也。）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此言仁义未尝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义而已之意也。遗，犹弃也。后，不急也。言仁者必爱其亲，义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义而无求利之心，则其下化之，自亲戴于己也。）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结上文两节之意。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说解：
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早在春秋时代已经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天子失去天子之德，也失去了天子的权位，各诸侯国之间互相争战，当时，孔子周游列国以道救天下，晚年纂订六经以传大道。到了战国时代，情况更加恶化，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互相争雄，各诸侯国的君主不再管当初被封的爵位高低，也不顾是否有德，却纷纷自称为王，魏国的国君梁惠王就是其中之一。本来，能够贯通天道、地道、人道者才能被称为王，以仁义得天下而使民自愿归附才能叫做王道，所以，即使是天子也不应该自称为王，但是，战国之国君却自称为王，便是僭称王。梁惠王即位三十五年时，为了雪耻、争雄、称霸，以优厚的待遇招请贤能之士，就在此时，学习孔子所传大道的孟子来到了梁国。
在乱世之中，为危难的情势之下，人们最容易把富国强兵看作当务之急，梁惠王也是如此。孟子来到魏国，梁惠王以礼相请，刚见面时，便单刀直入地说：“老先生一定有办法能够使我的国家富裕起来，使我的军事力量强大起来吧？”当时，孟子已经年老，梁惠王急于见功，所以，称孟子为“叟”，是非常尊重的，是当作长辈礼待的。他殷切期望着孟子能使他完成心愿，期望国富兵强也确实是他真诚的心愿。孟子以礼相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是秉承《大学》中的“国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而来的，这就是著名的“义利之辨”。不过，这里不仅仅说“义”，而是说“仁义”。有仁心，然后能施仁政以仁民爱物，能行事合于礼义、时宜。这是此章的宗旨，孟子下面的话全是就此而展开。
为什么不要“以利为利”呢？因为君主倡导的是求利益，那么，臣民就会都去追求利益。君主想使自己的诸侯国得到最大利益，于是大夫们便会追求使自己的封地得到最大利益，士子百姓都会追求使自己得到最大利益。这就是所谓“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因此，君主的政令决定着国家的风气，进而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孟子说“上下交征利”，其中的“上下”意味着“从上到下”；其中的“交征利”意味着相互夺利，因为国君之利必然从臣民那里取得，而臣民的利益也必然从君主那里取得，因此，必然导致全国上下都追逐利益而求自己富强，而富强只能是夺取他人的利益取得，或者通过侵害天地万物而取得，如此，则国民就会轻视乃至背弃仁义而惟利是图，道德沦丧。
惟利是图必然导致道德沦丧，道德沦丧的受害者不仅是国家百姓，而且君主更是直接的受害者。君主谋求富国强兵，却“以利为利”，或许能得一时之利，但是，却会留下致命的祸患。孟子说，大夫为了取得私利会轼其君主，因为不知仁义，因为欲壑难填，所以，永远不会满足于既得的利益。君主企图侵夺臣民的利益，官员企图侵夺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百姓或者千方百计营私争利，或者因此而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君臣民都是受害者，国家更是不可能不走向衰亡。
既然不能“以利为利”，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很简单，“以义为利”而已，倡导仁义而已。是不是说只讲仁义就得不到利益呢？当然不是。有仁义，则利益就在其中了，而且社会和谐、人能知礼；背弃仁义，即使是既得的利益也会失去，而且还会本利尽失。君主有仁义，则仁政可行，百姓各得其应得之利，不仅能减少互相欺诈和侵夺，而且能臣民重德守礼，使使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使君臣民成为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因此，以义为利，不仅可以保国，而且可以得到臣民拥戴；以利为利，不仅不能雪耻、争雄、称霸，而且还会亡国，乃至丧命。孟子最后又重复了一句“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可谓诚恳之至、语重心长了，古今中外为君者不应不知此道。
然而，为君者不应不知此道，不知此道的君主却很多很多，于是，古今中外以及未来的人类社会，才会不断重复着悲剧。太史公感叹道：“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