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概論綱要·第五講：集學正道

集者，若群鳥棲止於一木，乃是分類彙集個人、各類之文集。而西方圖書分類法，類似於此，而將經史子三者皆分散於其中。按已有的四部之分類，集部相當於西學中所謂文學一類，收錄詩文詞總集和專集，而再分為總集、別集、楚辭、詩文評、詞曲五大類。總集彙集眾人同類文體而成，如《八代文鈔》、《唐詩類苑》等；別集彙集個人詩文，如《龍谿王先生全集》、《寵壽堂詩集》等；楚辭為騷體類之專集，如《楚辭新集註》等；詩文評為評論詩文之作，如《六一詩話》、《杜詩論文》等；詞集為曲子詞之專集，如《漱玉詞》、《花間集》等；曲集為散曲之作，如《全元散曲》、《誠齋樂府》等。蓋因小說、戲曲不登大雅之堂之故，四部不錄。而今可再列小說、戲曲於其中，新生之電影、電視劇亦可歸入戲曲之中，或單列為一類。至於音樂、繪畫，亦可另列為類。

一、載道明道，尚雅避俗

中國文化之“文”，強調移風易俗、端正教化、尚雅避俗，“補察時政，泄導人情”。而今所謂文學，採西學之說，以詩歌、小說、戲曲為主體，以表達個人主張、抒發個人情感、給人以審美娛樂為功用，已與華夏之文迥然異趣。如錢穆先生所說：“西方文學取材，常陷於偏隅，中國文學之取材，則常貴于通方。取材異，斯造體亦不同。以民間故事神話為敍事長詩，為劇本，為小說，此西方文學之三大骨幹，在中國亦皆有之，而皆非所尚。中土著述，大體可分三類：曰，史；曰，論；曰，詩。”能明華夏文章之旨者，蓋推劉勰《文心雕龍》，其書以《原道》、《徵聖》、《宗經》為首標，可謂華夏之文論。

1.謹言慎行，政教一體：

《周易·繫辭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政者，正也；教者，教人而使之正也。作文者，其心不正，則其文有害於政教，傷風敗俗。不欲其子女閱讀之文，而使他人之子女讀之，其心可誅。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說：“《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為一家私言者也。”又說：“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章學誠倡“六經皆史”之說，其意謂“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義·易教》）若己心未正，己學未達，而以其文兜售於人，輕則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重則是謀名利而失德，終究誤己誤人。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2.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為孔子之言，朱子解曰：“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道德經》末章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詩文、詞曲、小說、戲曲，若重在以言之巧、色之美而悅人，輕則使人動巧言令色之心，重則移人心性、傷風敗俗，故曰罕有合於仁者。良藥多苦口，忠言多逆耳。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修養完善自己，而達於人道；為人者，或炫耀於人，或圖人錢財。

3.隱惡揚善，以禮節情。所謂隱惡，是不有意書寫惡事，否則便如以殺止殺、以怨報怨一樣，成了以惡止惡，其結果未必能止殺、止怨、止惡，甚至可能事與願違；即使不至於如此，亦可能引發他人之怨恨、仇視之情，或導致麻木不仁，或頹廢厭世。所謂揚善，是有意書寫善言、善事，其心善、言善、行善，則無意之中在引人向善。《毛詩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情者，真情也。真情固然可貴，不可無之，然而若無禮義節制，則成喧囂發洩。情能動人而使人向善，亦能動人使人向惡。至善之文，當使人平和其情而達於中和。

二、雅正之作概說

華夏文化尚雅正。雅者，《說文》曰：“楚烏也。一名鸒。一名卑居。秦謂之雅。”段玉裁注曰：“楚烏，烏屬。其名楚烏，非荆楚之楚也。鳥部曰：�，卑居也。卽此物也。酈善長曰：按《小爾雅》，純黑返哺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不返哺者謂之雅烏。……雅之訓亦云素也，正也。皆屬假借。”蓋因楚烏純黑，故引申出樸素之意；因其能反哺，故引申出端正之意。另者，雅又有區別於口語之意，即文言文和口語分開，故稱雅言。正者，言行遵道義而合道義也。白樂天曰：“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陳寅恪先生說：“吾儕文章關天下。”

1.文賦略說：

文賦於中華之文中所占比重最大。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全漢文》、《全後漢文》、《全三國文》、《全晉文》、《全宋文》、《全齊文》、《全梁文》、《全陳文》、《全後魏文》、《全北齊文》、《全後周文》、《全隋文》、《先唐文》。唐人董誥主編《全唐文》。今人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今人李修生主編《全元文》。今人錢伯城主編《全明文》。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主編《清文海》。近人任訪秋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散文卷》。其中，三皇五帝時代，其文質樸務實，關乎政教；三王時代之文，尊道尚德；春秋於戰國之文，處士橫議，各闡私學；秦朝之文，尚利頌君，怪詭違道。漢朝之時，論政之文關注國政；大賦理勝於情而勸百諷一，騷體賦情勝於理，小賦則或抒情或詠物；又有蒐集故事，以輔教化者。三國伊始，文風有變，作文與做人相分；魏晉南北朝時期，駢文興起，崇尚詞藻華美，文政分離，或隱逸歎世，或抒發私情。北魏隋唐之時，整頓文風，至初唐之末，方顯成效，而駢文偏多；盛唐繼之，駢散皆重；中唐達於鼎盛，復趨近於文章正道；晚唐之文雖多，而佳作少見，短小之小品文興盛一時。宋朝之文，益近正道，蔚為大觀。元代尚俗，雅文較少。明朝之文，有正有偏，前期多雅正，而後期多俗偏。清代之文，駢散兼具，而柔勝於剛，列強侵入之後，愛國志士奮起，剛風漸強，而文亦漸漸西化。亦從此時開始，文賦以及各種文體，救族保種者漸多。民國前期，保守或看重華夏文化者尚多，其後則漸少，馬列傳入之後則更少。民國時期之“我手寫我口”、讀經被驅逐出正式課堂，今朝建立後之“簡化字”以及接二連三的反傳統運動，使中華傳統文賦幾盡消亡。

2.詩歌略說：

《說文》云：“詩，志也。从言寺聲。訨，古文詩省。”段玉裁注：“《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士者，能志於仁，能知所止，然後能知法度而立於朝廷從政；志者，存心於士君子之道；詩者，有法度、有士志，而後有言，故云“志之所之”、“詩言志”。合道之詩，在於《詩經》，故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之名。”“溫柔敦厚，《詩》教也。”不違道之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春秋前之詩，採其合道者存於《詩經》；戰國後之詩，有遵《詩經》之意而倡道義者，有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有發乎情而抱怨者，有動乎情而感人者，有動乎情而誘人者。自民國開始，詩歌漸漸學西方之詩而稱之為新詩，以至於中華傳統詩歌形式幾近於斷絕。明人張之象輯有《古詩類苑》，清人朱嘉徵編有《樂府廣序》，清人曹寅輯有《全唐詩》，今有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今人楊鐮主編《全元詩》，今人章培恒主編《全明詩》，葉恭綽編《全清詩鈔》。今人錢仲聯主編《近代詩鈔》。

3.楚辭略說：

楚辭亦作“楚詞”，本為楚地之歌辭。從《詩經》中看，在戰國之前，即有類似於楚辭之作，但到屈子時，其風格方才確立。屈子忠貞，憂國憂民，但信而被謗，忠而見疑，因此，其作盡忠悃之心而多憂苦之意。屈子之作，有《離騷》、《九歌》、《九章》等。屈子之後，有宋玉、景差、唐勒等人，但忠悃不足。漢朝之時，劉向編訂《楚辭》而成集，王逸又有增益，各於其中增益一篇。後人有仿作者，往往忠悃不足而憂苦有餘，其憂苦固有為國為民者，有為個人不得志者，亦有抒私人情懷或徒以為炫耀文采者。《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姚華《論文後編·目錄中》：“楚辭者，楚人之辭也。雖‘鳳兮’‘滄浪’，已載前籍，而《騷》尤深遠，其辭若跌宕怪神，其思則繾綣惻怛，故能義兼《風》《雅》，體先詞賦，於是楚辭代《詩》而興，蔚然成家矣。”

三、通俗之作概說

與雅正之作不同，通俗之作重在通於世俗。通於世俗之法有二，其一是文義相通，其二是語言相通。若以可通於世俗之語言闡述合道之文義，尚有可讚；若文義背道而馳，則無論其語言之雅俗，皆無可讚。補察時政，當用雅正之文；洩導民情，可用通俗之作。華夏所重，在於倡雅正而存通俗，移風易俗。若一味尚俗，則終至於俗不可耐。雅者難以行於眾，俗者易於惹人愛。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執政者倡導聖賢君子之雅正，而使之得到世人敬重，則風俗自化。昔日君主，因嗜好俗欲而身辱國亡者，如秦始皇嗜好神仙之術，隋煬帝嗜好遊玩之趣，唐玄宗嗜好梨園歌舞，南唐後主李煜嗜好曲子詞，宋徽宗之嗜好書畫，諸如此類，後世當以為鑒戒。

1.詞曲略說：

此所謂詞，指曲子詞，乃詩之餘，而必可誦可歌。漢朝樂府，本就可誦可歌，然尚不是詞；唐朝聲詩，選詩以配樂，亦非詞。隋唐之時，西域胡樂傳入中國，世俗之風轉盛，尤其是唐朝人既飽既暖之後則轉思淫慾，某些讀文臣武將乃至富紳涉足秦樓楚館，亦有欲表達個人喜怒哀樂之情者，促成曲子詞之產生。民間竹枝詞得到某些文人士大夫注意，轉而作詞，如李白、白居易、劉禹錫等，有別與詩之詞由詞而形成。其後，或身入秦樓楚館而為歌妓作詞，如晚唐溫庭筠、北宋柳永等；或因重情求樂而喜歡作詞，如馮延巳、李煜等；或因不忍觸犯雅正端正之詩、另辟抒情蹊徑而作詞，如北宋之歐陽修、張先、蘇軾等；或樂於以詞表情達意而作詞，如秦觀、周邦彥、李清照、姜夔、吳文英等。詞本因通俗而作，以抒情而盛，賴可歌而傳。自張先之後，周邦彥、姜夔、吳文英致力於詞之文雅；自蘇軾之後，辛棄疾、張孝祥、陳亮等致力於詞之達意，又減弱其可歌性而注重其可讀性。是故與宋朝興盛一番之後而詞衰，元明詞作甚少，清代詞派雖多，情趣不外乎宋，其中，納蘭性德唯有呢呢兒女語，陽羨陳維崧詞風豪放學子瞻，浙西朱彝尊效法姜夔，常州張惠言推崇吳文英。作為詞之餘緒，民國之時，尚可稱道者，惟有秋鑒湖（瑾）、毛潤之（澤東）。民國林大椿輯有《唐五代詞》，今人唐圭璋編有《全宋詞》，今人張秉戍編有《元明清詞》。此所謂曲，指散曲。詞之雅化而使之脫俗，可歌性減弱而使之離俗，由此而詞浸衰，散曲代之而興。散曲之興，較之於詞，更重歌唱與通俗，幾無教化之用，多有遣懷娛樂之能。元散曲中，偏重於俗、驚世嘆世諷世者多，如關漢卿、馬致遠、白樸、睢景臣等；俗中有雅、文人之氣尚存者亦有，如張養浩、張可久、喬吉等。明朝散曲雖多，或過偏於文人氣，而不得世俗喜歡；或過重於世俗情，而不被文人接納，清代更是如此，表現為雅俗雖並存而兩分，是以明清散曲雖多而不盛，至民國而散曲可謂亡矣。今人隋樹森編有《全元散曲》。今人謝伯陽編有《全明散曲》及《全清散曲》。

2. 小說略說：

此所謂小說，非諸子中小說家者之所謂小說，但非與之絕無淵源。小說家者流，乃“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兩漢之時，依然如故，而《穆天子傳》似史而非史、似小說而非小說；魏晉之時，干寶《搜神記》信鬼神而實則欲以鬼神行教化，劉義慶《世說新語》錄實事而實則欲以人事助清談，仍非今所謂小說者。時至唐朝，溫卷行卷之風盛行，某些文人士子為使人知其才華見識，有意杜撰小說，以顯其詩才、史才、文才，或傳人間之奇，或志世間之怪。傳奇則不正，志怪則非常。如此小說，力求情節之曲折以誘人觀賞，力求人事而奇怪以動人情感，言辭雖或文雅，而其用心則在世俗。流風所及，至於非為溫卷行卷而有意作小說者輩出，波及於宋元明清，而有《三燈》之作，有《聊齋》之書；至民國之世，林紓以文言譯外邦小說，亦屬此類；至白話文盛，則此文言小說云亡。宋朝瓦肆勾欄眾多，市民商客有事後娛樂之需，鼓有書會才人、說書藝人應運而生，所講演者，仍不外乎傳奇志怪，而其語言與形式則通於俗，乃至媚俗、庸俗，而說書與聽書，亦是一交易而已。此風亦流於元明清以及民國、今朝。世上總是庶民眾多而文人士大夫較少，且文人士大夫易流於世俗之所好，而世俗之人難以欣賞文人士大夫之所習，是故，世俗小說漸隆，而文人小說亦向世俗小說靠攏，文人士大夫作世俗小说者漸多。元代以及明朝，先有馮夢龍輩搜集宋元世俗小說而編輯，成《三言》諸編，後有淩濛初輩應書商之約而擬作，成《二拍》之類。擬作成風，而後文人之章回小說大興。明朝小說名著之中，最近於正道者為《三國演義》，倡導王道仁政，然以史事為題材，易於擾亂史學正道；其次者為《西遊記》，意在修心養性；再次者為《水滸傳》，崇尚俠義而易成誨盜之書；最次者為《金瓶梅》，雖欲以淫止淫，而終究難逃誨淫之果。至若情愛小說，則以郎才女貌為因由，不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至私奔苟合，則可謂傷風敗俗之類。清代小說名著之中，當首舉《儒林外史》，痛儒林之不儒，感文行之重要；次舉《紅樓夢》，雖倡“走仕途之路，歸孔孟之道”雖是悔愧反思之作，而反易誤導讀者而事與願違。其它小說，寫公案俠義者，讚美清廉之官、抱打不平之人，立意尚好；寫男女情愛，尚才尚貌，而備“以德相配”之宗旨，釀成幾多青年男女之悲劇、家庭生活之不幸！晚清之時，清廷腐敗昏庸，列強伺機侵犯，中華遭遇奇恥大辱，愛國士人因而思變，西方小說形式傳入中華，國內有“四大譴責小說”出現。或抨擊時弊，或獻策救國。歐風美雨襲我中華，風雨過處，膻騷腥臭彌漫，歷百年而難清，世人若久處溷圊，不知其臭而反以為香，忍痛棄我華夏聖賢君子之大道，而踏上蠻夷戎狄之捷徑。民國之時，有愛國救族之小說，如《警世鐘》、《革命軍》之類；有偏重娛樂之小說，如鴛鴦蝴蝶派之作；其後，又有倡導革命、大反傳統之小說，如魯迅、郭沫若、巴金、老舍、茅盾等人之作。今朝之小說，其形式盡皆西化，其語言皆已白話，而其思想則複雜而多變，以讚美新社會、批判舊社會、倡導所謂新觀念者居多。

3.戲劇影視略說：

戲劇之通俗，更勝於小說。小說僅以文字使人想像，而戲劇影視則直接以影像示人。華夏文化，從天地人和諧相處著眼，講究“存天理，滅人欲”、“克己復禮”，因此，華夏正道向來不以情慾誘人動人，唯有世俗之小說戲劇常悖於此道。西來之學，恰恰與此相反，倡導人慾，滿足人慾，甚至鼓勵人慾，而且主張張揚個性，以私愛、私情、私心、私權立論，此學與中華世俗之說不謀而合。西來之學，體現於戲劇之中，則力倡男女之情戀而少及夫婦之婚姻，以各種高科技手段與方式，以誘發人們喜怒哀樂愛惡慾為誘餌，以奇思怪想為刺激，博得眾人之喜愛，而作者從中坐收漁翁之利，影視作品可謂其中登峰造極者。當此戲劇影視佔據官方與大眾舞臺、歌星影星獲得大名大利之時，歌星影星之風尚已取代聖賢君子之教化，因而，巧言令色之風習席捲天下，信言因其不美而不為人所信。中國戲劇，肇起於宋朝，興盛於元代，轉換於明清，延續於民國，殘存於今朝。亦自民國為始，西方之戲劇東來，轉而為電影，至今朝再轉而為影視，易成引導人世間風氣之最者。中國戲劇名作之中，其義最近於正道者當屬《琵琶記》、《五倫全備記》，其次為《漢宮秋》、《桃花扇》、《竇娥冤》，再次為《長生殿》、《趙氏孤兒》等，而《西廂記》、《牡丹亭》則離道乃至悖道。中國戲劇名家之中，最近於正道者當屬明朝吳江派沈璟，其次為元代高明、丘濬、馬致遠、關漢卿，清代孔尚任，再次為元代關漢卿、明朝徐渭、清代洪昇等，而元代王實甫、明朝湯顯祖、李漁，劇作技巧甚為後人所稱道，而其劇作之義多偏離正道。

後記

本剛要，本是六年前為開設《中國文化概論》而撰，當時聽課學生共計百有一十二人，三學分，屬於專業基礎課。歷時十二天，初稿草就，多有遺憾與不足。今聽文學院安排，接替朱松美老師，為文學院研究生開設《中國文化專題》課程，思索再三，確定對此加以修訂而用作講稿。

聖元二五七〇年戊戌七月二十二日趙宗來修訂於濟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