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与中庸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最崇尚中庸。程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就是说，“允执其中”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法则。能够执其中而顾两端，则一切都不会走向偏激。朱子说中庸是“孔传心法”。因此，理解中国文化必须从中庸上下功夫，不知这一点，根本不可能理解中国文化。
中庸是原则，是方法，是理想。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来看，它好比商品的价值，其价格总是围绕着它而上下波动，总不会过分偏离，否则商品流通就无法进行。既然是原则，所以，就是我们处理任何事物时必须遵守的。既然是理想，所以，真正的中庸状态是短暂的、局部的，更多的表现形式是不中庸，但是，越是接近中庸，也就越接近理想，当过分远离中庸时必然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在政治上，有君臣民的三分法，臣就是在君与民之间起着一个维持平衡的作用，他们制约着君王的权利，也制约着百姓的欲望，他们的责任是以天地之道来维持政治的稳定和谐；君王（君）的专制以及大众（民）绝对自由都是极端的，士官（臣）既不能迎合君，也不能迎合民，迎合君则为佞臣，迎合民则为媚俗。因此，士官的作用就极为重要的，所以，孔子以为士不学（修养）就做官是“贼夫人之子”，主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孟子强调“士不可不弘毅”，主张“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由于中国政治体制格外重视士官的作用，所以，形成了“人治”的特点。我的理解是，所谓人治指的是以人（士官）来调节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道德与法律都需要具体的人来实现其作用。与此相配套的就是培养和选拔士官的方法。汉朝的举荐任命制度还不够成熟，到魏晋南北朝时采用九品中正制产生了太多的弊端，隋唐宋时期的科举制才是成熟的制度，因此，出现了唐宋时期的繁荣，元明清时期，科举制在某些阶段出现了许多弊端，但这不是科举本身的问题，而是执政者的问题。科举制度的废除意味着中国政治文化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因为这种通过士官来调节的关系的基础被瓦解了，君民也就无人来“执其中”了。
因为有中庸的原则，所以，中国文化不单方面强调道德，也不单方面强调刑政。这种特点被人称为“外儒内法”，实际上，儒家过分强调了道德的作用，而法家过分强调了刑政的作用，两者都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正宗，而应以孔子学说所强调的是“道德刑政”并重作为正宗代表，这个学说完整地体现在“六经”之中。
因为有中庸的原则，所以，中国文化讲究“合情合理”，讲究“文质彬彬”。因为有中庸的原则，所以，中国文化不讲究“进化”而讲究“演化”，不强调发展创新而强调托古改制。反对能进而不能退。中国文化就像一个圆球，可进可退，有时以退为进，以求稳步前进。虽然有时必然要“矫枉过正”，但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之再接近中庸的状态。这是中国文化能几经波折而不亡的根本原因，这也正是人类得以“长生”的根本原则。
但是，西方文化强调的是极端。他们以否定过去为前提，主张开创未来，不断创新发展。认为不进则退。因此，他们把人类以及一切的历史都看作是不断进化的历史。按照他们的观点，人类是从野蛮时代不断走向文明时代，将来会越来越好。这是在历史观上的表现。在政治上，西方文化把自由民主几乎强调到了极端，但是，在花团锦簇的自由民主之上，还有一把血淋淋的法制之剑！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百分之百地追求功利性，完全表现为世俗观念，但同时又有完全超出现实、超出世俗的宗教信仰。在生活方面，曾经有学者指出，西方文化是酒神文化和日神文化的结合体，他们可以极度地放纵自己，但在生活与工作中有极度地紧张而敬业，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他们是“拼命地玩，玩命地干”，因此把休息和工作完全分开来对待。这是与中国文化所讲究的“寓教于乐”、“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种艺术化生活方式截然不同。西方文化中，有“人类至高无上”的呼声，但同时还有高高凌驾于人类之上的上帝！人类的“绝对自由”与对上帝的绝对信仰和服从也构成了两个极端，他们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中间态，不同于“中庸”立足于中间状态而控制两端。老子所说的“去甚、去奢、去泰”，正只这种“中庸”状态的体现，也正是“无为无不为”的反映。
（责任编辑：郑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