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思卷作为《文心雕龙》中创作论的总纲，系统地描述了创作主体主观世界与文本创作之间的关系。“文之思也，其神远矣”主观世界的大胆想象与意喻连绵，使文学作品呈现出气象恢弘和汪洋恣肆的特色，文学作品的艺术夸张和诗艺性通过主体的想象获得更多样化的表现。
神思，一方面表现为主体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延伸，即想象；另一方面表现为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思考，这种思考又恰恰作为创作主体精神品质的体现。“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刘勰在本卷创作论中援引了道家的“神游”的理论，神思卷一定程度上过于夸大主体主观世界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但是又能客观地认识到“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即“言不尽意”，物化的作品很难完全表现主观世界的内容。从这个角度上看，神思卷在指导文学创作中作者主观世界的表现在文学史上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神思者，可以简单概括为中国传统文人的形象。道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质中有着突出的表现，这种“逍遥物外”，“神与物游”的隐士精神体现在创作和文人的尚清谈中，就形成独特的文本表现，在诗歌上表现为以谢眺、谢灵运、陶渊明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在散文中以庄子《南华经》作为汪洋恣肆、想象奇特的文学作品的滥觞，形成了中国传统中独特的隐士文化。刘勰在卷中说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体现了凝神而思和主体想象的魅力。
对客观事物的延伸之想象和对客观事物的思考，在创作主体的主观世界中是可以无限延伸的，但是无论主观世界想象和思虑的如何夸张奇特，总是要受到客观事物的限制，一方面就体现在神思受到感受器官的限制，即“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另一方面，体现在受到主体接触外在客观事物的广博程度的限制，即“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所以刘勰在此强调了“积学”的重要性，思维的开放和豁达以眼界的开阔和学识的积累为基础，想象力的起源也非关门闭户而“空思”可得。
神思卷进一步论述了“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文章欲表现的内容收到作者主观世界的限制，而物化的文学作品又受到表现内容，所以“思”总于文学作品最终的艺术和情感表达。反而推之，从文学作品中也就可以反映出作者的主观世界与思想情感。“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作者主观世界的“情”凸显在文学作品中意象组合和文本表现中，从文学作品又凸显着作者的“才”与“情”，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的主观世界与客观物化的文学作品之间恰恰是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的关系，作者的主观世界如同烛光照亮着主观世界，文学作品如镜子反映着“烛光”照亮的客观世界，同时又反映“烛光”即作者的主观世界。由此而观之，文学创作是具有一般规律的，这种规律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就是古往今来、东西方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
文学作品的创作除了依赖于创作主体主观世界的“思”，更需要创作主体的文学表现能力以表达主观世界和主观情感。神思卷论述了无论创作文思的敏捷和缓慢，好的作品都需要作者突出的文学表达能力和熟练的语言创作技巧，并通过举杨雄和曹植等人的例子进一步说明文思的迅速与迟缓一定程度上是创作主体的文学表现的禀赋不同。禀赋和娴熟的创作技巧作为客观条件限制作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表现能力，但刘勰又提出了禀赋和创作技巧等客观限制的解决方法——“博见为馈贫之粮”，回到了最初的开阔眼界和见识作为“神思”的基础上，也就可以知道眼界的开阔和见识的增长不仅限制着作者的主观世界的思考和想象，同样也反映在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上。
创作主体的主观世界是对客观世界的延伸和进一步的理性思考，在此基础上，刘勰认为创作主体的“神思”是微妙而难以用语言表述的，也因此客体化的文学作品难以完全描述和表达创作主体的情感和主观世界，文学作品的魅力也正在于此，“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文学作品作为创作主体主观世界的某一方面的表现，是创作主体“神思”和“落笔”相结合的艺术劳动，反映了创作主体本身的精神气质和情感，作为主观世界的“影子”而具有非凡的艺术表达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