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娄章
孟子曰：“离娄之明（1），公输子之巧（2），不以规矩（3），不能成方员（4）。师旷之聪（5），不以六律（6），不能正五音（7））。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8），不可法于后世者（9），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10），徒法不能以自行（11）。《诗》云（12）：‘不愆不忘（13），率由旧章（14）。’遵先王之法而过者（15），未之有也（16）。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17）。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18），而仁覆天下矣（19）。故曰：为高必因丘陵（20），为下必因川泽（21）。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22）。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23）。上无道揆也（24），下无法守也（25）；朝不信道（26），工不信度（27）；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28）。故曰：城郭不完（29），兵甲不多（30），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31），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32），丧无日矣（33）。《诗》曰（34）：‘天之方蹶（35），无然泄泄（36）。’泄泄犹沓沓也（37）。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38），陈善闭邪谓之敬（39），吾君不能谓之贼（40）。”
注释：
（1）离娄：人名，亦称离朱，黄帝轩辕氏时代的人，能看清百步之外看清秋毫之末。（2）公输子：人名，亦称公输班、鲁班，战国时期鲁国的能工巧匠。（3）以：凭借。规矩：圆规和矩尺，是画圆的工具和测方的工具。（4）方员：即“方圆”。（5）师旷(kuang4)：人名，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精通音乐之道。（6）六律：用竹子做成的一种用来衡量五音高低标准的工具，阴阳各六个，其中，黄钟、太蔟(cou4)、姑洗、蕤(rui2)宾、夷则、无射(yi4)六个为阳；大吕、夹(jia1)钟、仲吕、林钟、南吕、应(ying4)钟六个为阴。（7）五音：指五音：宫、商、角、徵(zhi3)、羽。（8）仁心：爱人之心。仁闻：仁德之名传扬于外。被(pi1)其泽：广泛得到恩泽。（9）法于后世：被后世所效法。（10）徒善：只有善心而没有善政。为(wei2)政：使政令得以施行。（11）徒法：只有善政而没有善心。自行：此指善法不会自我施行。（12）诗：此指《诗经·大雅·假乐》。（13）愆(qian1)：过错。（14）率(shuai4)由：遵循。旧章：指先王的典章法度。（16）过：过错。（16）未之有：即“未有之”，没有这样的事情。（17）以为(wei2)：用来规划和确定。胜(sheng1)用：用尽。（18）不忍人之政：爱人而不害人之善政。（19）仁：此指仁政的恩泽。覆：遍布。（20）为(wei2)高：追求更高。因：凭借，借助。（21）为下：追求更低下。川泽：河流和湖泊。（22）是以：因此。惟：只有。（23）播：散播。其恶(e4)：他的邪恶。（24）道：道义。揆(kui2)：法度。（25）法守：以法自守。（26）朝(chao2)：朝廷。（27）工：此指办事的官吏。度：法度，规矩。（28）幸：侥幸，偶然。（29）城郭：此指城邑的城墙。城墙所围住的地方叫做城，城墙以外、郊区以内的地方叫做郭。完：完全。（30）兵甲：兵器和铠甲。（31）辟(pi4)：开垦、播种。（32）贼民：成为盗贼的百姓。兴(xing1)：产生。（33）丧(sang4)：灭亡。无日：没有多久。（34）诗：此指《诗经·大雅·板》。（35）方：将要。蹶(gui4)：颠覆。无：通“毋”，不要。（36）泄(yi4)泄：快乐享受的样子。（37）犹：犹如，好比。沓(ta4)沓：做事懈怠。（38）责难(nan2)于君：以难以达到的高度要求勉励君主。恭：进献诚心。（39）陈：陈述。闭：防范。敬：谨慎而不苟且。（40）吾君不能：指臣子说君主没有能力行善政。贼：指害其君主。
译文：
孟子说：“离娄能够明察秋毫，公输子能够擅长技巧，但是，如果没有圆规和矩尺，也没有能力使方形和圆形符合标准。师旷有超凡的听觉能力，但是，如果不凭借六律，也没有办法调正五音。尧舜有王道，但是，如果不凭借仁政，也没有能力使天下太平安定。如今，有爱人之心，有仁德之名，但是，百姓却不能广泛得到恩泽，不能成为被后世所效法的典范，是因为不遵循先王的大道。所以说：只有善心而没有善政，不足以使政令得以施行；只有善政而没有善心，不足以使善法自我施行。《诗经》中说：‘欲无过错和遗忘，须遵先王之典章。’能够遵循先王的法度却会有过错，这是没有过的事情。圣人在竭尽视觉观察之力（仰观天文而俯察地理、远观诸物而近取诸身）以后，接着指定下了规矩准绳，凭借这些来达到方圆平直都是用之不尽的。在竭尽听觉之力（倾听天地自然之声）以后，又制订了六律，凭借它来调正五音就用之不尽了。在竭尽本心和思考（尽心尽性、通达道义）以后，又施行了爱人而不害人的政令，从而使仁政的恩泽可以遍布天下了。所以说：要追求更高就一定要借助于丘陵，要追求更低就一定要借助于河流和湖泊。要施行仁政却不借助于先王之道，可以算是智慧吗？因此，只有仁德的人在高位之上。如果不仁德的人在高位之上，这就是散播给的邪恶给众人。上面没有道义和法度，下面没有以法度自守；朝廷不遵信道义，官吏不遵信法度；君子舍弃礼义，小人不惧刑罚，那么，国家能够还存在只能是侥幸。所以说，城邑的城墙不完善，兵器和铠甲不够多，不算是国家的灾难。如果田野没有开垦播种好，国家残酷之中缺少货物钱财，不算是国家的大害。如果国家上层没有礼义，下层没有学问，做盗贼的百姓产生，那么，国家的灭亡之日就不会太久了。《诗经》中说：‘上天将要灭周室，众臣切莫求奢侈。’诗中所说的奢侈，就好比说是做事懈怠。臣子在君主之下做事却不知守礼义，一进一退不知遵礼制，一说话就非议先王之道的人，跟做事懈怠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说：以难以达到的高度勉励君主是进献诚心的表现，陈述善言而防范邪恶是谨慎不苟的表现，说自己的君主没有能力施行善政则是在害其君主。”
朱注：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离娄，古之明目者。公输子，名班，鲁之巧人也。规，所以为员之器也。矩，所以为方之器也。师旷，晋之乐师，知音者也。六律，截竹为筩，阴阳各六，以节五音之上下。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阳；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为阴也。五音：宫、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无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闻，去声。仁心，爱人之心也。仁闻者，有爱人之声闻于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齐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谓有仁心。梁武帝终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面为牺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谓有仁闻。然而宣王之时，齐国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乱。其故何哉，有仁心仁闻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犹空也。有其心，无其政，是谓徒善；有其政，无其心，是为徒法。程子尝言：“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读法、平价，皆不可阙。”而又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谓此也。）
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诗大雅假乐之篇。愆，过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过差不遗忘者，以其循用旧典故也。）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胜，平声。准，所以为平。绳，所以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圣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犹以为未足以遍天下，及后世，故制为法度以继续之，则其用不穷，而仁之所被者广矣。）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丘陵本高，川泽本下，为高下者因之，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邹氏曰：“自章首至此，论以仁心仁闻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仁者，有仁心仁闻而能扩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恶于众，谓贻患于下也。）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祸也。道，义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谓以义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谓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无道揆，故下无法守。无道揆，则朝不信道而君子犯义；无法守，则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国必亡；其不亡者侥幸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辟，与辟同。丧，去声。上不知礼，则无以教民；下不知学，则易与为乱。邹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责其君。”）
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
（蹶，居卫反。泄，弋制反。诗大雅板之篇。蹶，颠覆之意。泄泄，怠缓悦从之貌。言天欲颠覆周室，群臣无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犹沓沓也。
（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盖孟子时人语如此。）
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
（非，诋毁也。）
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范氏曰：“人臣以难事责于君，使其君为尧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开陈善道以禁闭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于有过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谓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贼害其君之甚也。”邹氏曰：“自诗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责其臣。”邹氏曰：“此章言为治者，当有仁心仁闻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当各任其责也。”）
说解：
为什么此篇以《离娄》作为标题？为什么以此章为首？因为第一和第二篇可谓是全书的总纲，从第三篇到第六篇侧重于阐述仁心是王道的前提，从本篇开始则侧重于推行王道的规矩。《庄子》之中说，离娄（离朱）有超凡的视觉能力，可以看清百步之外的秋毫之末，如果不凭借五色及形状，也无法做到。公输子虽然是能工巧匠，被后世的木匠尊为祖师，但是，如果他不凭借规矩，也无法确定做出的器具是否符合方圆的标准。师旷辨别五音的能力超凡出众，但是，如果他不凭借六律作为标准，也无法说清音色是否标准。尧舜施行王道，成为圣王，如果没有仁政，王道就无法落实，仁政也就是王道的法度、标准、规矩、措施。因此，任何目标的达成，都需要有标准和措施。此篇所强调的就是标准和措施的重要性。
孟子指出，当时不是没有有爱人之心的君主，如齐宣王对一头牛无辜被杀死而感到不忍心，所以下令用一只羊代替，不能说没有仁心，但是，齐宣王之时，没有使齐国百姓安宁；也不是没有有爱人之名的君主，如梁武帝一整天只吃一次饭，而且是吃蔬菜和素食，就连宗庙之中的祭祀都是用面粉做成动物的形体作为牺牲，但是，当时却使江南大乱。像齐宣王、梁武帝这样的君主，却不能使百姓得到实际的恩泽，无法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不遵奉先王之道而行，却往往自以为是、自作主张。孟子得出结论说：只有善心却没有善政，其政治不足以达到国治天下平；只有善政却没有善心，善政不会自己去落实自己。
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就是说，君主有仁心，然后能自正正人，再进而遵循先王之法度，才能使国治天下平；先王的法度，必须凭借有仁心的君主才能落到实处。《孟子》的前几篇已经强调了仁心的重要性，这里所强调的是法度的重要性，所以，孟子引用《诗经》中的话，告诉人们说，要想在政令上没有过错、没有遗漏之处，就应该遵循先王的典范和法度；如果能遵循先王的典范和法度，结果却在政令上有过错，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离娄、公输子、师旷都不是不用自己既有的才能，离娄将自己既有的视觉能力竭尽全力地发挥了出来，公输子将自己既有的才能竭尽全力地发挥了出来，师旷也将自己既有的听觉能力竭尽全力地发挥了出来，但是，他们还要凭借五色的标准、规矩、六律，然后，使他们的能力落实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之中。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身，近取诸物，可谓“竭目力”；圣人听取天地万物自然之声，可谓“竭耳力”；圣人尽心尽性、通达道义，可谓“竭心思”。这种“竭目力”、“竭耳力”、“竭心思”，其实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相一致。惟有像离娄、公输子、师旷这样的人，才能定五色标准、方圆平直标准、六律标准，有了这样的标准，然后可以使他人、后人知道应该怎么做。惟有修身已成的圣人，才能确定道义的标准、仁政的法度，然后可以使天下君主知道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圣人“既竭心思，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圣人既然已经为天下君主确立了道义的标准、仁政的法度，那么，天下的君主能够遵奉，就好比是要想把房屋建得更高一些需要凭借丘陵，要想把房屋建得更低一些需要凭借河流湖泊。要想使政治达到王道，却不遵循圣人确立的道义标准、仁政法度，目力不如离娄、技巧不如公输子、耳力不如师旷、心思不如圣人，却凭借一己的所谓聪明，自以为是、自作主张，难道算是有智慧吗？古今中外漫长的历史之中悲剧不断重演的事实，难道不正证明了这个道理吗？
惟有有仁心的人，才能行王道仁政；惟有有仁心的人，才不忍心历史悲剧的不断重演、不忍心生灵涂炭。所以说“惟仁者宜在高位”。如果是没有仁心的人处在高位之上，即使有仁政也会成为沽名钓誉、收买人心、迫害贤者、拉帮结派而贪求个人私欲的假仁假义，使其邪恶传播得更广，使更多的人深受其害，所以说“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这也就是说，王道仁政必须要由有仁心的人来落实执行，所以，先王之道强调“任贤”、“贤贤”，《中庸》中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如果在上位的人不顾道义，不遵法度，也就不能自正，又怎么能够正人？在下位的人不能以法度自守，他们自己都会徇私枉法，又怎么能本着爱民之心去执法？朝廷不能相信道义，当然也就不能遵奉道义，那么，所制订的政令也就难以不违背道义了。官吏不相信法度，也就不能遵循法度，那么，政事必然混乱不堪。君子不遵循礼义，君臣之礼必然荒废，那么，一定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的现象。小人不顾刑罚，铤而走险之事必然不断发生，那么，天下必然大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还能存在，只能是侥幸，只能是偶然。其实，在此情况下，国家不亡是不可能的，所不同的也只能是早晚的事。孟子没有把话说绝而已。遵奉先王之道，也就不能出现这种情况。
不知先王之道的君主，常常把治国的重点放在军事力量的强大和财富利益的富有上，却不重视道德礼义。对此，孟子明确指出，城池修得不完备，兵器铠甲不充足，这不算是国家的灾难；田野未能开垦种植，国库的财物不够充足，这不算是国家的祸害。灾难由内而生，祸害由外而来。国家的灾难与祸害是什么呢？孟子指出，在上位者无礼义，在下位者无学识，这才是国家的灾难和祸害。城池以及兵器铠甲都是为战争而用的，如果君主不得民心，本国都难以保住，又如何抵御外来侵略呢？如果君主遵奉先王之道，使在上位者有礼义，在下位的守礼义，那么，才能使“近者悦，远者来”，即使有外来侵略，也可以上下齐心协力，共同赶走侵略者。天下那些有先王之道而不遵的君主，已经有太多的前车之鉴了。
上面的话，是孟子对君主而言的，可谓君主治国平天下的准则。然后，孟子引用《诗经》之言，既是对君主的告诫，又指出了臣子的责任。孟子所引的诗句是《大雅·板》，此诗是凡伯讽刺周厉王的。周厉王为什么谥为“厉”？因为他“杀戮无辜”。君主杀戮无辜，意味着上天将要颠覆周朝，夺去当初由文王所接受的天命，所以说“天之方蹶”。然而，不是上天要有意颠覆周朝，而是因为周厉王杀戮无辜，违背了道义和法度，舍弃了先王之道。“天之方蹶”，意味着上天即将颠覆周朝但尚未颠覆，在此君主杀戮无辜的情况下，臣子应当“无然泄泄”——不要如此奢侈懈怠。要使国治天下平，当然首先在于君主有仁心且行仁政，但是，也要臣子能以道辅君。《孝经·卿大夫章》中说：“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如果臣子不能遵奉先王之道，则“事君无义，进退无礼”，即使臣子没有追求奢侈享受，也是懈怠其位、不忠不孝之举。
臣子应该怎么做？首先，以先王之道“责难于君”。天下君主没有不能遵奉先王之道而达尧舜之治的，所以，对于君主来说，遵奉先王之道不是多么困难的事。可是，天下君主最终能够达到尧舜之治的却非常少，那是因为君主自认为遵奉先王之道是困难之事，是因为君主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甚至是昏庸荒淫。忠贤之臣，尽心尽力以先王之道引导、辅佐君主，使君主能达到尧舜之治，这才是“尊君”。其次，臣子向君主陈述善道仁政，节制君主的私欲，避免君主的邪心作祟。如果君主不知善道仁政，臣子有责任陈述于君主；如果君主有私欲邪心，臣子为了避免使君主陷于过错境地而加以劝谏。只有这样才是“敬君”。再次，臣子如果认为自己的君主没有能力施行王道仁政，那是在害君。天下君主，没有不能遵奉先王之道而行仁政的，只是是否想要遵奉的问题。臣子认定君主不能遵奉先王之道，则必然会把君主引向不仁不义的偏邪之道，其结果必然是害君、祸国、殃民。
规矩章
孟子曰：“规矩（1），方员之至也（2）。圣人，人伦之至也（3）。欲为君（4），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5）。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6），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7）。孔子曰：‘道二（8），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9），则身弒国亡（10），不甚，则身危国削（11），名之曰‘幽’、‘厉’（12），虽孝子慈孙（13），百世不能改也（14）。《诗》云（15）：‘殷鉴不远（16），在夏后之世（17）。’此之谓也（18）。”
注释：
（1）规矩(ju3)：圆规和矩尺，是画圆的工具和测方的工具。（2）方员：即“方圆”。至：极，最高标准。（3）人伦：人的伦常，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还有仁、义、礼、智、信五常。（4）欲：要。为(wei2)君：做一个好的君主。（5）二者：指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法：效法。而已：罢了。（6）以：依据。所以：用来。事尧：作为尧的臣子而做事。（7）贼：害。（8）道二：道路有两条。（9）暴：残暴地对待。甚：严重。（10）则：就。身：自身。弑(shi4)：被在下位或后辈杀死。（11）削(xue1)：被削弱。（12）幽、厉：此指周幽王、周厉王的谥号，都是恶谥，前者为暗，后者为虐。根据《谥法考》，壅遏不通曰幽（弱损不凌）；蚤孤铺位曰幽（铺位即位而卒）；动祭乱常曰幽（易神之班）。杀戮无辜曰厉。（13）虽：即使。（14）百世：每三十年为一世，百世即三千年。（15）诗：此指《诗经·大雅·荡》。（16）殷鉴：殷商的前车之鉴。鉴，镜子。（17）夏后：夏朝君主，此指夏桀的灭亡。（18）此之谓：即“谓此”，意为“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译文：
孟子说：“圆规和矩尺，是测画方圆的最高标准；圣人，是人之伦常的最高标准。想要做一个好的君主，就要遵循君主之道；要做一个好的臣子，就要遵循臣子之道。无论是为君之道，还是为臣之道，两者都效法尧舜就是了。如果不依据舜作为帝尧之臣做事那样去在君下做事，那就不能算是敬其君主；如果不依据帝尧用来治民的做法那样去治民，那就是伤害其庶民。孔子说：‘治国之道有两条，不过是仁道和不仁之道罢了。’用残暴的政令去对待他的庶民一旦到了严重的程度，就会使自身被下级、晚辈所杀，使国家因此而被灭亡；如果还没有到严重的程度，就会使自身处于危险之中，使国家遭到削弱。（这样的君主）一旦其谥号被确定为表示昏暗的‘幽’字，或表示暴虐的‘厉’字，那么，即使后代有孝顺之子、仁慈之孙，即使过三千年也无法改变这样的谥号。《诗经》说：‘殷商之鉴尚未远，即在夏末其君亡。’诗中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朱注：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
（至，极也。人伦说见前篇。规矩尽所以为方员之理，犹圣人尽所以为人之道。）
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法尧舜以尽君臣之道，犹用规矩以尽方员之极，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称尧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法尧舜，则尽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尧舜，则慢君贼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无他道。出乎此，则入乎彼矣，可不谨哉？）
暴其民甚，则身弒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厉，虐。皆恶谥也。苟得其实，则虽有孝子慈孙，爱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废公义而改之。言不仁之祸必至于此，可惧之甚也。）
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诗大雅荡之篇。言商纣之所当鉴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后人以幽厉为鉴也。）
说解：
当我们画圆形、画方形却不用圆规和矩尺的时候，如果画得认真仔细而又熟练，那么，所画出来的可能会非常接近于完美的圆形和方形，但是，不可能真正做到完美，甚至根本不成圆形和方形。如果用圆规和矩尺来画圆形和方形，只要不出意外，所画出来的一定能接近于完美，所以说“规矩”是“方圆之至”。一般情况下，为了达到完美，我们要画圆形或方形的时候，都会想到使用圆规和矩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好比是要画圆形和方形，圣人所传的“道德礼乐政刑”就好比是“规矩”；尧、舜、禹、汤、文王等“先王”的政绩就好比是画出来的最接近于完美的圆形和方形。然而，历代君臣，在画方圆的时候知道用规矩，但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时候，却不知道或不愿意用“圣人之道”这个“规矩”，却要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才能去做，因此，两千多年来，众多的君主，众多的朝代，虽然有比较好一点的，但是，能够接近完美的实在是寥寥无几，这样的做法，无异于要画方圆却拒绝使用圆规和矩尺。人类的不幸，国家的不幸，天下的不幸，岂不都是由此而来吗？
圣人所传的，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在人道之中，有君臣之道，有父子之道，有夫妇之道，有兄弟之道，有朋友之道，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遵循此道，便好比是使用规矩来画方圆。周文王、周公、至圣孔子，确立了天道、地道、人道，这样的贯通天地人的大道，是尧舜文武所遵循的“规矩”。而人道之中，尧舜文武的王道仁政，又可以说是后世君臣应该遵循的“规矩”。如果后世君主未达到圣人境界，能遵循尧舜之道而行其政，也能最大程度地接近于长治久安、国泰民安。所以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仅从君臣之道来说，舜曾经是尧之臣，其言行可谓做臣的规矩；后世臣子，如果不根据舜对尧的言行去尽臣子的责任，犹如不用圆规和矩尺去画方圆，是对君的不敬；尧作为一代圣王，效法天道而安民，其言行可谓做君的规矩；后世君主，如果不遵循尧的言行去尽君主之责，跟不用圆规和矩尺而画方圆一样，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危害庶民。所以说：“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尧舜可以成为后世君臣的“规矩”，在于尧舜都是以仁心而行仁政。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不过是两种出发点，即是出于仁爱之心或不是出于仁爱之心；都不过是两种效果，即是否符合仁爱之道还是不符合仁爱之道。所以，孔子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尧舜的君臣之道之所以能成为“规矩”，在于尧舜的一切言行无非出于仁爱之心，而且其言行也符合仁爱之道。以仁心而辅佐帝尧，以行王道仁政，因此，舜事尧之道可以成为臣道之规矩；效法无私的天道，以行仁政，因此，尧治民之道可以成为君道之规矩。如果不能以尧舜之道为规矩，那么，其人言行，其国之政令，必然不可能出于仁爱之心，必然不可能符合仁爱之道，因此，不遵循尧舜之道，必然偏离仁道而陷入不仁，不可不慎。
有仁爱之心，以行仁政，有是否达到完美的不同，但不至于乱亡。无仁爱之心，而行不仁之政，也有程度的不同。君主不仁，政令不仁，不至于立刻导致国家混乱灭亡，却是国家混乱灭亡的开端。如果残暴地对待百姓，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就会使君主被身在下位的人所杀，其国家也必然会灭亡；如果还没有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也会使君主处于危险之中，使国家被逐渐削弱。周幽王为什么被加上“幽”的谥号？因为他耳目心思被欲望和邪心所阻塞而不通，因为他祭祀神灵祖先悖乱礼义。周厉王为什么被加上“厉”的谥号？因为他杀戮无辜。君主的谥号是对他的定评，所以，一旦君主被加上了这样的恶谥，那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即所谓“遗臭万年”。即使他的子孙能有仁爱之心、慈爱之行，也只是其子孙之德，不能、不敢因此而使他的恶谥得以改变。因为谥号是公义的体现，任何私人不能因为私意而改变。周幽王、周厉王，至今已经有三千年之久了，谁能改变此谥号？这三千年未改，再过三千年也改变不了，因此，君主岂能行不仁之政？
最后，孟子引用《诗经》之中的诗句，对不仁之君提出劝戒和警告：“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的意思是说，殷商是夏朝灭亡之后建立起来的，夏朝的灭亡，是因为君主夏桀无仁心，行不仁之政，如果殷商的君主不能把夏桀的灭亡作为一面镜子，也必然难逃夏桀的下场。然而，殷商的末代君主，其名为“受”，其谥为“纣”。“纣”是什么意思？“残忍捐义曰纣”。“残忍捐义”亦即“暴其民甚”，其结果不正是“身弒国亡”并且恶谥不去吗？桀纣之后，又有幽厉；幽厉之后又有秦二世胡亥、隋炀帝之类。他们一意孤行、残暴不仁，其结果仍然和桀纣一样，不是无王道可循仁政，而是背弃王道仁政，难道不是自取灭亡吗？惟有君主都能以仁心而行仁政，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不断重演。
三代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1），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2）。天子不仁，不保四海（3）；诸侯不仁，不保社稷（4）；卿大夫不仁（5），不保宗庙（6）；士庶人不仁（7），不保四体（8）。今恶死亡而乐不仁（9），是由恶醉而强酒（10）。”
注释：
（1）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得天下：指以王道仁政而得到各诸侯国和君臣民的拥戴。以：因为。（2）所以：指原因。然：如此。（3）四海：指中国的全部土地。（4）社稷(ji4)：本来指天子和诸侯所祭祀的土神和谷神，此用来专指诸侯的封地和赋税，后来借指国家。（5）卿大夫：指身在高位而执政掌权的公卿和大夫等。（6）宗庙：天子、诸侯、公卿大夫敬奉祖先牌位和缉私祖先的礼仪场所。（7）士庶人：周游于朝廷之间的士人、众多的普通百姓。（8）四体：本来指人体的四肢，此指生命。（9）恶(wu4)：厌恶。乐(le4)：喜欢。（10）是：这。由：犹如。恶(wu4)：厌恶。强(qiang2)酒：强行饮酒。
译文：
孟子说：“夏、商、周三个朝代能够得到天下，是因为施行仁政；他们失去天下，是因为不再施行仁政。诸侯国的荒废、兴盛、存在、灭亡的原因也是如此。天子不施行仁政，不能保住天下的土地；诸侯不施行仁政，不能保住国家社稷；位高权重的卿、大夫没有仁爱之心，不能保主祭祀祖先的宗庙；士人和庶民没有仁爱之心，不能保住生命。如今假如厌恶死亡却喜欢不仁，这就好比是厌恶喝罪却强行饮酒。”
朱注：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谓夏、商、周也。禹、汤、文、武，以仁得之；桀、纣、幽、厉，以不仁失之。）
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
（国，谓诸侯之国。）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言必死亡。）
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恶，去声。乐音洛。强，上声。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说解：
夏朝的建立，是因为大禹治水之功德能够仁及于民，大禹禅让于伯益，而大禹之子夏启因父之功而得以即君主之位。商朝的建立，是因为商汤讨伐夏桀，救民于水火之中，仁及于庶民。周朝的建立，因为自古公亶父、公刘、王季等累世行仁政，至文王而受天之命，武王承父祖之志，讨伐商纣，救民于水火，仁及于庶民。所以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夏桀暴虐于民，商汤伐之；商纣暴虐于民，周武王伐之，周幽王昏暗，周厉王残暴，终至于周天子名存而实亡。所以说，“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各个诸侯国或荒废、或兴盛，或存在、或灭亡，其原因也是如此。
由此推而广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只要不仁，都难逃衰亡的命运。从过去到未来，从中国到外国，莫不如此。天子不仁，则是天地所生的不肖之子，所谓不肖，在于他违背上天生生之道，使庶民不得安宁，乃至流离死亡，因此，上天必然撤去其天命，岂能保有其四海之内的天下？诸侯受封于天子，其责任在于遵王道而行仁政，以保其民，由此而可以有资格主持祭祀社稷之神，保其禄位，因此，如果诸侯不能遵王道而行仁政，则不能保民，既然已经不能担当其应该担当的责任，当然也就会时期主持祭祀社稷之神的资格，从而失去其禄位。卿大夫受命于诸侯，其责任在于以忠心辅助君主成仁之事，君主有仁政则卿大夫遵命而行，君主有不仁之政则卿大夫规之谏之，不使君主陷于不仁不义，因此，如果卿大夫无仁心，也就必无忠心，如果遇到仁德之君则惩之罚之、远之贬之，如果遇到不仁之君则虽有一时之荣而终究必然害己误君、祸国殃民。按礼，卿大夫以上者可以有宗庙来祭祀祖先，因此，卿大夫因不仁而失去其位的时候，也就是失去祭祀祖先的宗庙的时候。一个人，有了君子之德行，如果不是未成为臣子，则可称为士，士仍属于庶人之列，但又与庶人不尽相同，因此，“士庶人”可以并称。如果士庶人无仁心，亦即无爱人之心，乃至有害人之意。无爱人之心，则无人亲附；有害人之意，则终将害己。无人亲附而至于极限，则众叛亲离，如何苟存？害人者，或有朝廷惩治，或有侠士惩治，或有同类相残，岂能不害其身体生命？所谓“不保四体”，轻者是指肢体受损伤，重者则指失去生命。所以，无论一个人在什么地位，如果不仁，都终将害其自身。
天下古今之人，厌恶死亡者众多，但是，乐于接受他人仁德恩惠者多，而不想将仁德恩惠施之于人者众。如果跟这些人说，他们乐于不仁，他未必承认，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惜危害他人的生存，他们为了得到富贵而不惜巧取豪夺、坑蒙拐骗、杀人越货、残害无辜，这难道不就是乐于不仁吗？这就好比饮酒一样，喜欢喝酒的人很多，但是，喜欢让自己喝醉的人很少。如果不喜欢让自己喝醉，那么，在饮酒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节制。饮酒不加节制，不管酒量多大，也必然会醉酒。一个厌恶死亡的人，却乐于去做不仁之事，岂能避免死亡的发生？《道德经》中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有仁义之实际行为者，不求其名而名自得；求其名者，其所求之名则是虚名。有仁义之实际行为者，不求财货而或许会有财货；为了得到财货而不顾仁义者，虽一时得到不义之财货而终究必然失去。有仁义之实际行为者，不求权位而或许能得到权位；为了权位而不顾仁义者，其权位足以害己害人。为了虚名而丧生，为了财货而丧生，为了权位而丧生，都可以说是由“乐不仁”而导致的后果。“恶死亡而乐不仁”，既是不仁，又是不智，不仁不智之人，必然有“死亡”随之。
反求章
孟子曰：“爱人不亲（1），反其仁（2）；治人不治（3），反其智；礼人不答（4），反其敬。行有不得者（5），皆反求诸己（6）。其身正而天下归之（7）。《诗》云（8）：‘永言配命（9），自求多福。’”
注释：
（1）爱人：对别人有爱心。不亲：得不到别人的亲附。（2）反其仁：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是否仁爱之心不足。反，通“返”，下同。（2）治人：要使人能太平安定。不治：得不到太平安定。（4）礼人：以礼待人。不答：不能得到别人以礼相待。（5）行有不得：所做出的行为有不能达到应有效果。（6）求诸己：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7）归：归附。（8）诗：此指《诗经·大雅·文王》。（9）永言配命：永恒想念着合于天命。
译文：
孟子说：“对别人有爱心却得不到别人的亲附，应该回头想想自己是否仁爱之心不足；要使人能太平安定却未能使人得到太平安定，应该回头想想自己是否符合大智；以礼待人却未得到别人以礼相待，应该回头想想自己是否敬意不够。宗旨，如果自己所做出的行为有未能达到应有效果的时候，都应该回头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一个人自身能有正心正行，那么天下人之心都会归附于他。《诗经》中说：‘心中永念合天命，福禄皆由自身求。’”
朱注：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声。不治之治，去声。我爱人而人不亲我，则反求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不得，谓不得其所欲，如不亲、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诸己，谓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则其自治益详，而身无不正矣。天下归之，极言其效也。）
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见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说解：
圣人孔子“不怨天，不尤人”，是说不怨恨上天不公，也不指责别人对自己不好。那么，当自己按照仁义道德而行，却不被人理解，反而被人排斥的时候，君子应该怎么对待呢？孟子在此给后人点明了原则，指明了方向。
我真诚地用仁爱之心去对待别人，却不被人亲近，那说明我的仁爱还不够，或者是时间的不够，或者是程度的不足，或者是我的言行尚未达到仁爱的程度。这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时，要回过头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怨恨别人、怨恨环境、怨恨上天。
我已经按照仁义之心做了一些事情，想要让人们能够安居乐业，结果却没有使人们安居乐业，那说明在方式方法上有错误不足，或者是措施有偏差，这就是说，要反思自己的方式方法和措施。这里所谓的“智”，不是耍聪明、用计谋，而是真智、大智。为了达到某个私人的目的而采取一些貌似仁义的方式方法，为了满足个人的名利欲望而做了一些貌似仁义的事情，或者使用了不完全符合道义的措施，都不算是真智、大智。若非用心真诚、无私无欲，那么，貌似仁义之举，反而会引发虚伪，招致混乱。
我自认为已经诚敬地以礼待人了，却未能得到他人的回应，那说明自己的敬意还存在着不足。在此情况下，应该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的内心是否真的有诚心和敬意，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辞让，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自己所理解的礼是否真的符合礼的原则。
总之，学习君子之道，遇到问题就应该“反求诸己”，而不要归咎于他人、环境、社会，不要怨天尤人。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是，自以为已经以仁爱之心待人却不被人理解的时候，就怨别人“不识好人心”，怨社会风气不正，怨环境不好。这种怨恨的情绪是人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由外在事物而引发出来。如果一个人修养不足，就会不知不觉地顺从这种本能，从而遮蔽自己的本心本性；如果根本就没有修养，则会放纵这种本能，从而放弃趋善向正，乃至做出违背仁义之事。自以为已经尽心尽力使百姓安居乐业却未达到目的，就怀疑王道仁政是否可行，误认为自己所处的时间和地点无法施行王道仁政。这种想法，或者是操之过急，或者是“执德不弘”，或者是“信道不笃”。如果这样，那必然会半途而废。自认为已经诚敬地以礼待人了，却未能得到他人的回应，就会怨别人失礼、无礼，从而内心不平，舍弃礼貌，乃至转爱为恨。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只知“礼尚往来”，却不知君子守礼是自身修养的体现，或者是因为尚有名利欲望横亘于心。
能够遇到以上的情况而回过头来从自身找原因，然后加以纠正或完善，便是君子自正之路，是君子提高修养之途，如此持之以恒，终究能使天下归附。如果不能回头从自身找原因，便等于放弃修养提高，不仅是抱残守缺，而且可能趋于邪恶。所以，孟子引用《诗经》中所说的“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句，强调“福由自求”。怎么求呢？就是要“永言配命”，也就是说，心中永远不能忘记上天所赋予的使命，施仁而保民。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君子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所谓“自求多福”，是指敬天命、遵天道，做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然后可自然以得到福泽和佑护，这就是说“得道多助”。《中庸》中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君子不求其位禄名寿，但是，天道好还，“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里所谓的“福”，不是世俗所说的“福”，因为它不局限于一人、一时、一地，而关键在于能自正以德。
恒言章
孟子曰：“人有恒言（1），皆曰天下国家（2）。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3）。”
注释：
（1）恒言：经常说的话。（2）天下：天子所管辖之下的中国所有地方。国：诸侯的封地。家：大夫的封地。（3）身：自身。
译文：
孟子说：“人们有一句常说的话，都会说‘天下国家’这样的话。天下的根本在于诸侯国，诸侯国的根本在于大夫之家，大夫之家的根本在于大夫自身。”
朱注：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恒，常也。虽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学所谓“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为是故也。）
说解：
天下，是天子（主席、总统）所管辖之地的总和，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国；国，是诸侯所管辖的范围，相当于现在西方国家的州，或者中国的省，总理、首相以及国家的重要官员也可以包括在内；家，是卿大夫所得到的封地，其税收是卿大夫俸禄的来源，现在已经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地方。在此，分别以天下、国、家代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天下、国、家”是人们常常说到的，固然是对天下大事、国家安危的关心，但是，如果只知道这么说，却不知道自身所处的地位，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就会流于空泛议论，甚至流于“处士横议”，最终误己害人。所以，孟子在此强调的是，每人都应该知道各自的“本”何在，而先立其“本”，避免本末倒置。
所谓“天下之本在国”，意思是说，天子要想达到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其根本在于培养、选拔、任用贤德之人作为诸侯；所谓“国之本在家”，意思是说，诸侯要想长治久安、国泰民安，其根本在于培养、选拔、任用贤德之人作为卿大夫；所谓“家之本在身”，意思是说，卿大夫要想使封地内的百姓安宁，其根本在于修身，其身不修则如孔子所说“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当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但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庶民毕竟有地位和职责的不同。要使天下有道，就要致力于使在其位者尽其责，能尽其责者得其位，按照“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要求去做。在其位而不尽责，是不忠；不能尽责而使之得位，是用人不当；不在其位而强言，是越位而无礼。
巨室章
孟子曰：“为政不难（1），不得罪于巨室（2）。巨室之所慕（3），一国慕之（4）；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5），溢乎四海（6）。”
注释：
（1）为(wei2)政：处理政事。（2）得罪：因为自身所行不正而使人怨恨。巨室：世代为官的大臣之家。（3）慕：心中仰慕。（4）一国：全国的人。之：指大臣所仰慕的东西。（5）沛然：水势盛大而自然流淌的样子。德教：以自身之德而达到教化的效果。（6）溢：充满。
译文：
孟子说：“处理政事并没有什么困难，首先不要因为自身不正而导致世家大臣之家怨恨愤怒。世家大臣的内心所仰慕的东西，全国之人都会仰慕；一个诸侯国的人所仰慕的，天下各国的人也会仰慕。所以，以充沛的德行所产生的教化效果，会充满于全天下。”
朱注：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谓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麦丘邑人祝齐桓公曰：“愿主君无得罪于群臣百姓。”意盖如此。慕，向也，心悦诚服之谓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满也。盖巨室之心，难以力服，而国人素所取信；今既悦服，则国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无远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盖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则人心之难服者先服，而无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战国之世，诸侯失德，巨室擅权，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胜之，则未必能胜而适以取祸。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务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悦服，则吾之德教无所留碍，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谓韩弘舆疾讨贼，承宗敛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故尔，正此类也。”）
说解：
所谓“为政”，是要通过正道而达到天下向善、百姓安宁。这在一些人看来好像很难做到，但是，孟子说这不不是什么难以达到的事。只要能找到正确的门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个门径就是“不得罪于巨室”。
所谓“不得罪于巨室”，绝对不可理解为顺从、讨好富贵之家，否则，便违背孟子之意，违背正道。“巨室”是什么意思呢？是世代官宦的卿大夫，这些世代官宦的卿大夫之家，当然可以说是富贵之家，其关键在于对“得罪”二字的理解。
所谓“得罪”，不可按世俗通行的说法理解。这里的意思是，身为天子或者诸侯，需要自身行得正、做得端，否则就会使世代官宦的卿大夫的怨恨和忿怒，一旦使他们怨恨和忿怒了，则是天子之罪。这个意思就好比商汤所说的“朕躬有罪，无以万方”，好比周武王所说的“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只有天子、诸侯身正，才能使卿大夫无怨。
世代官宦的卿大夫，是国家政令的执行者和落实者，其言行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天子和诸侯能够得到他们的忠心拥戴和敬慕，便能心悦诚服地去执行和落实朝廷的政令。当赢得他们所拥戴和敬慕的是天子或诸侯的仁心和仁政的时候，也自然会通过他们而使得全诸侯国的官员和庶民趋于道德礼义。如果天子或诸侯以利益收买和诱惑卿大夫，而使卿大夫追慕利益，也会使官员和庶民流于争相求利，从而使国家陷入危险的境地。
在此，孟子为何只说诸侯国，而不说天子呢？大概因为当时天下无天子，所以，任何诸侯，只要能以仁心而行仁政，都可以通过王道的方式而得天下。王道仁政所凭借的是“德教”，而不是以利益诱惑或以权势强制。德教需要以身作则、自正正人，只要执政者确实能够有爱民、安民之心，那么，一个诸侯国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必然能使天下之人仰慕而愿意前来归附，所以说“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