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语出自《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是，此语又与《论语》和《孟子》有关。《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个问题涉及到儒学以及华夏文化的根本问题，我们可以说华夏文化上的一切方面几乎都与此有关，但是，当前情况下，“人性善”却被许多人怀疑或否定，危及到了华夏文化的根基，因此，我们不得不辨。
“人性善”直接来自对“天地之道”的认识和“效法天地之道”的文化原则。在华夏文化中，天地是“无为无不为”的，是无私的，这也就是至善至仁。人是天地所生之子，所以，在人的身上也就具有了天地的遗传基因，效法天地之道，也就是要效法天地的“至善至仁”，就是要把本来存在于我们与生俱来的心中的“明德”显现、发挥出来，用这种修养来“亲民”，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
所谓“人之初”的那个“性”，也就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改变的或者后天培养出来的。在华夏文化中，这个“人之初”的“性”，是“天性”，是“本性”。当它未受到外在的事物影响的时候，它本身就是“至善至仁”的，但是，当受到外在的影响时，“性”一“动”便产生了各种“情”，因为影响的不同，便有了善与恶的区别。比如，当我们看到某人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假如没有生死的思考，没有名利的诱惑，那么，我们都会本能地要去救他，但是，一旦加入了“思考”与“理性的衡量”，就已经不再是“性”本身，而已经有所掺杂了。“人之初，性本善”，并非所谓的“人性假设”，因为它是对事实的认知。如果明白了《周易》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也就能知道“人之初，性本善”是无可怀疑的。
不忍看到他人受到伤害，而产生的那种本能的心灵颤动，立刻产生的那个要去救人的心，也就是“恻隐之心”，这是人人都具备的。人们常常把“性”与“情”混淆起来，也就是说把生来就具备的那种善良的“本性”与受到外在影响之后的那个“性”混淆起来，所以，才会有“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三品说”等等说法，从而导致了对“人性本善”的怀疑或否定。对此，孟子已经加以解说，请看《孟子·告子上》的下面这段话：“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欤？’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把“人性善”看作儒学弊病的人说：“孟子的观点代表了中华的乐观民族性、乐感太平感文化（而西方为罪感文化，日本为耻感文化，西方日本皆为危机感文化），它与人治、非法律、非监督、虚伪道德、阴谋诡计，以及正心、修身、明君、清官、兴公灭私、自觉自律、自我批评、自我反省等观念紧密关联。”在此，把“人性善”与“人治、非法律、非监督、虚伪道德、阴谋诡计”放在一起来说，实在是误解或者歪曲。要知道，人性善之说，只是设计一切文化、政治制度的出发点，至于如何设计得更完美，却是另外一回事。现在贬低“人治”的人很多，似乎华夏文化就是以“人”为“法律”，完全靠“人”来治理，却不知道华夏文化是把“人”的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但绝非否定、贬低法律的作用，因为有道德修养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关键所在，而法律是社会管理中应用性的“底线”。
《礼记·乐记》说过要“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止。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周易》也讲究“阴阳结合”、“水火既济”，《论语》和《大学》中有“必也无讼乎”之说，意思是，刑法不能不设，但是，最终目的却是虽有而慎用，能用不到最好，怎么能说“非法律”呢？在华夏文化中，君王要受上天、道义、祖先、法律、官员、民众各方面的监督，怎么能说“非监督”呢？与“人性善”相联系的就是“求放心”、重修养，而修养必须强调“诚意正心”，怎么能把它与“虚伪道德”等同起来呢？华夏文化传承了数千年，造就出的“盛世”不少，“平世”更多，假如我们把“乱世”集中在一起来看，好象“乱世”不少，但是，“乱世”在这数千年中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呢？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乱世”都是违背儒学观念而产生的，我们现在要复兴华夏文化，不是复制历史、制度，而是按照儒学的基本精神，借鉴历代的实践，参考外国文化，来建造符合华夏文化原则、比古代和现在的外国更好的制度。
（责任编辑：郭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