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自身的文明与进步而言，读书的重要性是很显见的了，自古以来也有不少论述。比如以一本《浮生六记》而蜚声文坛的清代文学家沈复就曾说：“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唯读者可以养之。闲适无事之人，镇日不看书，则起居出入，身心无所栖泊，耳目无所安顿，势必心意颠倒，妄想生嗔。”北大教授曹文轩甚至认为，我们应该把阅读看成是一种超越任何宗教的宗教，因为有书卷气的人是造物主所造出的最有质量的人。
这些说法乍一看挺有道理，但细一思考就觉得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比如在读不好的书或者是在仅仅用眼而不动脑不动心的时候，读书还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吗？所以我认为以上那些一概而论的说法有种蒙蔽性，容易误导读者，因此有必要给读书加一个限定，就是“有的”或者“有益的”之类。只有这样的阅读才能对人有益，才能真正起到促进和提升的作用。
有效（益）的阅读需要两个重要保证，即读什么和怎样读。这里先只讨论怎样读的问题。
关于怎样读书已经有不少的看法了。比如鲁迅认为，读书要做到“五用”，即用眼、用口、用手、用心、用脑。而苏东坡则认为，读书必须象“八方受敌”一样，每钻研一个问题，必步步深入，追根究底，如此则一旦学成，“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综合他们的观点，关键就在一个“思”字，也就是把勤读与慎思结合起来。这也正是有效读书所强调的。必须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我们读书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有所“得”。这个“得”所指的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在这知识基础上能有所领悟、生发和创造，而这后一点仅靠“读”是远远不够的。
在读书过程中，思考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辨”，即古人所谓“辨明九事”：辨真伪、识途径、明训诂、辨名句、考故事、通条理、治经宜和家法、治史应详察史实，治诸子应知流别。简单说来就是辨别是非真假。由于种种原因，文中的事实或者观点有时难免出现错讹纰漏，这就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审慎的态度去进行判断，否则就有可能受到误导。另一个是“悟”。这个“悟”所指的不仅仅是对作者思想观点的领会，还包括在此基础上的发挥和创造。这后一点尤为重要。历史上和现实中许多新颖深邃的思想，就是在读的过程中，在思的牵引下产生的。思考实在是创造所不可缺少的。反过来，如果只读不思的话，那么轻则可能整日碌碌，终无所获，重则可能养成懒得用脑的习惯，久而久之，思维僵化，思想也很快就枯竭了。
历史上的许多大家都非常重视读书之上的思考。中国古语“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了。18世纪英国大思想家培根也说：“在学问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实为怠惰。”而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提醒就更有意思，他说：“当心！不要使你的脑子当成别人的跑马场，”如果“一天到晚沉浸书中（而不懂得思考），他的精神弹力便要消失殆尽了。你如果想做个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的动物，去当个‘蛀书虫’的确是不二法门。”
总之，在读书基础上进行的思考就好比紧跟在嘴后面的消化系统，是非常必要的，只读不思就会象只吃饭而不能消化不能吸收一样，劳而无功。当然，读书与思考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里着重强调“思”，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以享乐主义为思想主流的时代，稍不注意大脑就会被遗忘到空虚寂寞的角落里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牢记爱因斯坦的这段话，对我们将不无裨益：“过了某个时期之后还要读书，就未免太分我们的心了，使我们不能从事于自己的创造。任何人读书过多，自己用脑过少，就要陷于思想懒惰的习惯。”
（责任编辑：张昆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