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继承并弘扬由孔子所确立的儒学道统，被后世尊为亚圣。《孟子》是孟子之道的唯一载体。孟子之时，秦国任用法家的商鞅，楚国和魏国任用吴起，齐国任用孙子和田忌，整个天下致力于合纵连横之类的计谋，各国诸侯争相追求霸道，把善于攻战而能争霸的人误认为是贤者，道德礼义崩坏，当权者置百姓生死于不顾。在此情况下，孟子为救百姓于水火，周游列国，宣传王道仁政。游说齐宣王，但齐宣王虽然能听孟子讲王道仁政，但是，游荡于各家各派之说，终究不能践行王道仁政；游说梁惠王，梁惠王愿意奉行王道仁政，但因早死而未果。苏轼说：“夫言之于无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孟子之时，不仅有“患于不信”的情况，也有“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的情况。于是，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中国文化的道统，由三皇而开，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代代相传，孔子之后，能传此道统的则是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而其中以孟子为最能“得其宗”，因此，韩愈说：“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孟子》共七篇，每篇又分为上下两部分。本次限于时间，只能选学其中的《梁惠王》一篇。至于《孟子》的思想，借用《孟子集注·孟子序说》中所引的杨氏的话来说：“《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于仁、义、礼、智，则以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为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

《孟子·梁惠王》是《孟子》全书之纲要。关于阅读学习的原则和方法，借用《读论语孟子法》之中所引程子的说法：“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甚生气质。凡看《语》《孟》，且雪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有得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论》《孟》只剩读着，便自意足。学和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