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讲座稿244《卫灵公》010（202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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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1】此所谓志士，必是志于仁之士。朱子解为“有志之士”，若所侧重在于“士”则可，若所侧重在于“志”则嫌宽泛。且此“志”须是“诗言志”之“志”，此“士”须是“士不可不弘毅”之“士”。是故，莫将世人所称之“志士”与此相混杂。
士之所据，须在其心；其心所据，须在其性。邢昺先生谓“志士”为“志善之事”，由心性之善而言之，亦可。何以言之？仁必源于本善之性，仁者必善，据于善性之心亦必不违乎仁。总之，惟“仁以为己任”，且“死而后已”之“士”，可谓经典所言之“志士”。
为必得某物，为必成某事，而不死不休者，不在此“志士”之列。何也？仁与善，体现于待人、接物、处事，然而，“志于仁之士”，既不殉人，更不殉物、殉事，虽为人、为物、为事而丧其身、丧其生，亦只是尽仁、殉道而已。
仁人，朱子解为“成德之人”，邢昺先生解为“仁爱之人”。此与“志士”有何不同？“志士”之志在于仁善，尽心力而持守躬行，矢志不渝，为此而不计得失、成败、生死，能成“仁人”者，必经由此修习而后可成。“仁人”则心性既定，虽在得失、成败、生死而安然。
【2】“无求生以害仁”，陈祥道先生以孟子“生，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舍生而取义”解之。“有杀身以成仁”，陈祥道先生以孟子“死，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患有所不避”解之。二者皆有“生死之间”言之，何也？“死生之事大矣”。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而不得不加以取舍，其中亦非无关乎“仁义”，然而，此唯利之大小而已，世人尚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者，即可有之。“志士”与“仁人”当此之际，以义而择取“鱼”或“熊掌”，皆无不可。
世人之取舍，能“见利思义”、“非义不取”，不可谓“不善不义”，然而不足以谓之“善”与“义”。至若于利害之中，“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轻，趋利避害以求生”，此为世俗之常态，虽不可谓之好人，能不“损人利己”亦非不可。
“志士”之取舍，于死生之际，所坚守者为仁义，若取生则害仁义，则绝不违仁义而求生，此虽不可谓之“不仁不义”，而未足以谓之“仁义”。“志士”之“舍生取义”，仍有“取舍”，何也？以其志在于仁，“不违仁而害生”则是仁义，是先有所取而定其所捨也。
“仁人”既已“成德”，如五谷之既收获，而心与性合一矣；“仁人”之“仁爱”，以其无私而无欲无求无畏，以其善性、成德自然应对一切。是故，“仁人”者，人道已立于其心，仁德已通达其性，故能知生死之义而坦然、安然，非以利取舍，非以志坚持也。
【3】陈祥道先生曰：“志士则利仁，仁人则安仁。”何以谓之利与安？志士之所谓利仁，取“元亨利贞”之“利”，谓“义之和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惟人能仁，是为人之义，且由此而天地人物各得其利也。
不仁，则非人之心，违乎人之性。人此心性，天所赋予；人此身体，天地所养；人不以此心性主导身体而担天命，则天地之事必有所亏缺，则一己身心必有所不全，岂非愧于己、愧于地、愧于天，何利之有？“利仁”者，坚守其仁，方能无愧于己，无愧于天地。
“志士”之“利仁”，始于不违乎仁，不愧于己，不愧于天地，趋向于“成仁”而“义之和”。“仁人”之能“安仁”，能见性、乐天者也。我性既得之于天，我身既养之于天地父母，则心安于此时此位，而养我之心，生则以我心性主导我身而担当天命，岂或以身而灭性？
心性与身体，皆非轻易可弃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事父事君、成仁成义，须有此身体；心性若非人之心性，则身体之形虽存，而天地父母所生养之“人”，已绝灭于天下，若非“衣冠禽兽”则如“行尸走肉”，故知性命之重于身体也。
“杀身成仁”者，“成仁”而已也。“成仁”未必“杀身”，然而，若欲保身则必不仁，则成仁则心安，故能不惜其身矣。“杀身”，或不得已而自杀，或从容而被杀，皆须本人以仁义而自决；倘若有人怂恿他人不惜“杀身”而殉人、殉物、殉事，其必非仁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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