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高更年轻时曾当过海员，1871年进了巴黎的一所交易所工作，收入丰厚，1873年与丹麦姑娘梅特•索菲•盖德结婚。高更的教父是一位油画收藏家，这引起了高更对油画的兴趣，并开始学画。由于极具艺术天赋，1876年，他所做的画《维洛弗来景致》初次入选沙龙展出。高更对绘画越来越入迷，1883年，他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既不再当业余的画家而是“每日都画”，于是他辞去了工作。这使得一家人失去了经济依托。梅特认为他是一个傻瓜，带着孩子移居丹麦的哥本哈根，再也没有回到高更身边。
高更决心为艺术牺牲一切。他对欧洲的文明渐渐表现出蔑视，他希望改变一下环境。像一只找不到归巢的鸟，他先后去了巴拿马、加勒比海东部的马提尼克，最后又到了塔希提。
在塔希提，高更创作出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未被世人所识见。生活的困顿，损害了高更的健康。1903年5月8日，高更因麻风病死于阿图纳，他的死讯过了很久才传到欧洲。
毛姆1905年在巴黎接触到高更的作品时就决心以他的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1916年11月，毛姆动身前往塔希提，在咖啡馆和酒吧间里，了解到高更杂那里的生活，并以此为基础写下了《月亮与六便士》。
随后几年里，我知道了许多像思特里克兰德（高更）一样为了艺术而自觉不自觉或迫不得已在家庭和艺术间作出艰难选择的艺术家；如在向日葵强烈的色彩和光芒中散发生命尊严的凡高；如一生都我行我素、念来即行念去不往的杜尚……我渐渐领悟到这样一种事实：拒绝归宿的流浪正是艺术家可歌可叹的生活方式。
艺术拒绝归宿，因为艺术永远是深邃厚重的，是开放流动的。它永远维系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艺术家已远远超越了其个体的生命存在，超出了物质诱惑与世俗的囿捆，他们使得肉体的有限生存状态附属于艺术的无限自由的创造。因此艺术家就成了艺术自由之旅上的流浪的精灵，在世俗之中慰藉着一个个艺术的皈依者。
这样说来，艺术家的生活中必然存在着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是普通人对于幸福、满足和安定生活的渴望；另一方面是残酷无情的对艺术的痴迷。于是，艺术家的生活即便不是悲剧性的，至少也是高度不幸的。这种不幸倒不应该说是天意，而往往是来自他们残破的家庭和个人生活方面的低能。过分燃烧自己的艺术热情，其结果也就是生命另一方面的相应枯竭。
世上本来就不存在完美和永恒，所以人类才把它们当成锲而不舍的追求。在月亮与便士之间，永远难以找到均衡的支点，人类的种种生存状态只是在这两点之间摇摆的不同表现。毛姆在不经意间又获得了穿越千古的深刻。
(编辑：王乔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