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得时候，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但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觉得自己错过了点什么。”——王彩玲
“当我觉得‘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一事实令我沮丧后，我将这种怅然之感丢在春天，‘继而悲愤继而遗忘继而剪了头发若无其事地走在鲜花盛开的初夏里了’。”——我
一、
起初的她是愤怒与羞愧的。
怒气来自一种信念，认为某种挫折没有写进生活的契约中，这种信念发源于近乎喜剧的乐观，但其后果都是悲剧性的。像王彩玲这类长期处于隔离性生活方式之中的人，这种信念更显具体。她们对未来的期望基于一副这样的道德正义宇宙的图景，在那里，外部环境反映内部品质与才能，由此，她才能说“我一贫如洗，又不好看，老天爷就给了我一副好嗓子，除了这，我是个废物，我一定能唱到巴黎歌剧院去。”无奈，现实中如苏珊大妈总是太少，她们于是愤怒，而愤怒又是最能让人感受到个体意志存在的手段，由是恶性循环，直到怒气最终消散于失落的现实。
羞愧比愤怒，比悲哀，比伤心，比颓废更本质地反映人的处境，因此更具有杀伤力。而王彩玲她们超标的自尊心为了躲避恐惧与羞愧，必须以高傲外显武装内心。
她应该感到羞愧。她质问黄四宝“你真的没有动过心，哪怕一点点，一瞬间都没有？”潜台词是“我是唯一懂你的女人，我甚至为你放弃北京户口，违背不再这个城市发生爱情的宣誓，我对你是有价值的，你为什么不爱我？当我献出‘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最深的感情’时。”
她应该感到羞愧。她想“献身艺术，献身爱情”，她喜欢唱《托卡斯》，她用歌声质问“把我的歌声献给上帝和天上的灿烂群星，在绝望的时刻，为何？为何？上帝啊，为何对我这样残酷无情？”而上帝却给她开了一个命数的玩笑：你只有一副好嗓子，你没有北京户口；你只能买过时的低价票，你没有北京工作的机会；你只有为自身被埋没的才华感到的痛苦，你没有改变它的机遇。
爱情与梦想带给王彩玲的愤怒与羞愧，融汇成她内心愈演愈烈的恐惧漩涡，于是她说“我就是不甘平庸，有一天我实在坚持不了了，一咬牙随便找个人嫁了，也就算了，我不是神。”
二、
有那么大一群人，赶在年老之前，抱着砸锅卖铁的勇气，要逃离一个城镇，告别“拧巴”的生活。“比困在一个小地方更可怕的是逃离一个小地方。因为那时候你才知道人生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它那么复杂以至于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有如王彩玲，梦想着城镇女教师到中央歌剧院首席演唱家，有的如片中酒保，“大姐，你能带我去北京吧？”除了首都，对于北京没有更多实际概念，而更多的人，只是换个“大地方”继续修他没有修完的摩托。
“为什么脱离小地方之前他们对于小地方与大地方的认知差别为痛苦与快乐？是否后者的痛苦可以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事情，而于前者痛苦却是很傻X的事情？脱离小地方是不思悔改的悲观主义者们拜托傻X感的唯一出路吗？”
那么谁又能解答我？在这一巨大的群体意志被岁月尘封后，又有什么标准作为炭十四来检验这些个人人生结晶是赝品还是好货？或许更悲观地问，有谁还记得要给这一意志下一个历史定义？
我只看见一批批“反熵”勇士不断涌现，而有人成功，有人作了炮灰，更多的人弃甲而逃。
三、
酒神精神潜台词：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绎这幕悲剧，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与快慰。
在章回体爱情被结束于前言，在发光的梦想被拍死在沙滩上，王彩玲领养了个孩子，我不把这种典型的“最后孩子出现了”这样结局看做失败，它是悲剧性的和解，是个人意志与时代、社会的妥协，我把它看做某种无形的伦理正义力量的引导，它没有给我们大多数情况下“皇天不负有心人”的假象，但也没有教给我们苛责与仇恨，而是教我们认识自己，尊重自己，凭着一点，它已是一个较完美的悲剧结尾。
由是，终于和解，焉知未为喜？
（责任编辑：朱春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