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在其著作《追踪石头》一书中对《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作出了详细的评注，通过阅读“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这一章，我对曹雪芹融诗于文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见解。
对于蔡义江先生在书中所论述的关于《红楼梦》中诗词曲赋的各种观点，对其中的四个方面颇有感触：一是“借题发挥，伤时骂世”；二是“时代文化精神生活的反映”；三是“按头制帽，诗即其人”；四是“谶语式的表现方法”。从这四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我感受到《红楼梦》中大量诗词曲赋的运用与曹雪芹表达人物情感和主旨思想的高度契合。
蔡义江先生评价《红楼梦》是真正的“文备众体”，的确，诗、词、曲、歌、谣、辞赋、酒令等在作品中层出不穷，并且其中极大多数的诗词曲赋都是融合在故事情节当中的。使原本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有了更加突出的表现，诗与文的完美结合，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形人物、景象、事件和渲染气氛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书中人物的命运走向及自我情感的抒发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红楼梦》中众多的诗词曲赋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借题发挥，伤时骂世”。例如《姽婳词》就是其中借题发挥的典型代表，其词以极其尖锐的口吻狠狠地讽刺了从皇帝到文武百官的封建政治斗争。特别是其中“天子惊慌恨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四句。讥讽了当权的统治者。将全书“明言闺阁，实写政事”的意图暴露无遗。类似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薛宝钗所讽和的《螃蟹咏》等等，看起来都是小说情节里顺理成章所铺设的内容。实则是作者在故言他物、借题发挥、伤时骂世。曹雪芹将自己内心深处“屈原式”的不平蕴含在诗词曲赋当中，又将这些诗词借作品中各色人物形象之口表达出来，抒发了作者面对封建腐朽的制度而内心愤懑的感情。这种诗与情的完美结合，恰到好处的将作品的中心主旨及思想感情完美地融合进文本当中。
蔡义江先生在书中说到：“《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是时代文化精神生活的反映。”著作中通过赋诗、填词、提额、拟对、制谜、行令等等情节的描绘，多方面地反映额那个时代封建阶级的文化精神生活。从小说文本中可发现大观园儿女们结社作诗的种种情况与当时宗室文人、旗人子弟互相吟咏唱酬的活动十分相似。例如“乾隆遗风”在小说中有诸多体现，人们于游赏之处，喜欢拟句留题，勒石刻字，可见这种风气在当时上行下效，是非常盛行的。此外，如制灯谜，行酒令，玩骨牌等也都是当时清代流行的社会风俗。由此可见，曹雪芹将当时社会上所盛行的社会活动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再现出来，完美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然而这种现实再现式的手法，也不妨理解为以诗诉请。文人写诗，本就是感情的流露与抒发，《红楼梦》中出现的大量诗词曲赋之作，可认为是当时世人的思想倾向与情感流露，是当时世人情感的写照。
“按头制帽，诗即其人”也是《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不同于一些流俗小说的最显著、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小说中的诗词曲赋是从属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的，通过描写一群很聪明而富有才情的儿女们赋诗填词，可谓塑造人物形象的画龙点睛之笔。诗即其人很好地概括了作者将诗词曲赋与小说中人物形象紧密结合的特点。对于各种人物相貌、谈吐、性格的不同，作者在故事情节展开的同时通过诗词曲赋加以展现，赋予人物“诗一般”的个性也必定流露着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某种感情和作者内心深处想表达的东西，因为诗与情总是相辅相成，互相融会贯通的。仔细分析诗词曲赋在小说中的运用，也可寻找到人物和作者的情感抒发在诗与情二者之间的凝结点。
蔡义江先生在《品读石头》中也指出：“谶语式的表现手法是《红楼梦》中诗词曲赋在艺术表现上另一种特殊现象”，也是其他小说中诗词所没有的。“无意中预言了将来”其中所蕴含的宿命成分跟曹雪芹思想中很深刻的悲观主义有关。例如《葬花吟》里的花落暗示着所有群芳的悲惨命运，《终身误》预示着薛宝钗与贾宝玉错误的婚姻到最终必然导致的悲剧结果，还有《十二钗图册判词》、《红楼梦十二支曲》等等。诗词中很自然地渗透出小说人物未来的命运走向，这种悲观的宿命思想正是谶语式的表现，从这一特殊现象考虑到曹雪芹个人的命运以及社会大背景，也是其感情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这里的“情”更多是《红楼梦》背后真正所蕴含的的东西。在以宝黛爱情为中心，贾府走向衰败的过程中贯穿谶语式的诗作无非也广泛暴露了封建末世的腐朽黑暗，深刻揭示了封建制度趋于崩溃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想必这也是这部伟大作品中由诗诉请这一特点中的最深层次的精神所在。
总之，《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融入到小说故事情节当中是独树一帜的，并且用诗将作品中的主旨思想完美流露更是锦上添花！
